我是乡镇基层宣传干部，家在大山深处。小时候是土生土长的“山里娃”。“山里娃”的梦想，就是想用写作撑起一片天，走向成功之路。通过孜孜以求、披荆斩棘的努力，终成正果。去年12月，参加工作40年已满60岁的我，从一级主任科员职位上光荣退休了。

退休后，在城里照护孙子，早晚到幼儿园接送，希望他日后也能爱上写作，将来当作家。因为，在岗40年，我主要从事的是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目前出版的有4本作品集，2013年加入省作协，成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回顾40年的工作历程——写作之路，一路走来，我对写作体味日深。郧阳区现在既有一大批成功的作家，也有正在写作之路上勇于探索的年轻人，还有区作协正在精心引导和培育的小作家——中小学生，大家都在为大郧阳尽心书写。作为还在写作之路上摸爬滚打的老同志，我写这篇拙文，希望大家能分享我的故事，一起为精心描画大郧阳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在军队培训班学报道，从此走上新闻写作之路

我在中小学读书时，没别的特长，就是喜欢写作文，有不少写的作文被老师当做好文章，在作文课上朗读，之后被老师用毛笔抄写下来，张贴在校园的学习专栏上，供大家参观学习。1982年12月中学毕业后，参军到部队，每天的工作就是各种文化课的学习和军训。1983年5月的一天，我接到连部通知，让我去学习。当时，通知内容是很含糊的，不知道到哪里去学习？又学习些啥？及至到了团部，才知道是去师部新闻报道培训班学习，时间半个月，当时全团抽调能报名学习的学员有16人，带队的是团部政治处报道组组长宋天顺，当天就乘车到了新乡师部报到，第二天进行了新闻报道培训班开班仪式。当时，全师参加学习培训的学员有50多人。

仪式上，有领导讲话、有老通讯员传经送宝（讲写作经验和体会），有专家讲课，有作品展示，课堂内容丰富多彩，充分体现了师政治部对部队新闻报道工作的重视。

到培训班上讲话的领导，是师政治部主任，50岁左右，穿白衬衫、绿军裤，精神矍铄。他在讲了举办这次全师新闻报道培训班的目的、重要意义和要求后，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现在都是战士，将来都要退伍回到家乡。眼下在部队，天天训练、学习，有枪杆子玩，不着急。那么，退伍以后呢？不可能再有枪杆子玩了，这时候该怎么办？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在练好军事技术，玩好枪杆子的同时，要注重学有一技之长，将来能靠它养家糊口，甚至成为一生的事业。不可预料，通过这次培训学习，将来在你们当中，肯定会出现记者、名记、作家，甚至是大作家。如此一来，我们举办这次培训班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是我感到最高兴的事！所以，请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并照它去做，一定会有好处，不得错。”

主人的话，非常知心、贴心又鼓舞、振奋人心，我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并成为我一生的人生标杆和行动指南，自此之后，我认真践行，刻苦学习、勤奋写作，从不懈怠。

培训班结束之后，师政治部安排所有学员以团为单位，成立报道组，由各团报道组老通讯员负责巡回指导，实习一个月。一个月后，进行总结、表彰，确定保留下来的模范通讯员的去向。

我们团实习报道组设在我们二营营部，学员有四五个人，营部管理员为我们收拾了房间和办公桌，一个房间安排睡两人。我们自己带去蚊帐、脸盆、毛巾等生活用品，就在营部驻扎下来，天天在营部食堂吃饭、到各连包括驻地一些村庄去采访、写新闻。写的新闻，既有部队军训的报道，也有地方工作包括重大工程进展动态；既有军民共建的内容，也有战士与家乡情感的丝丝缕缕；既有正面报道，也有读者来信（反映基层诉求的）；既有只写消息的，也有谈写稿体会的……总之，什么都写，什么体裁都有人尝试，包括小说、散文、诗歌、快板书……不一而足。写出来的稿子，既往军队报刊投递，同时也撒向地方新闻单位。稿子见报，或被地方广播电视台播出，收到稿费后，拿着稿费单，还可以到营部管理员那里领取同等奖金，虽然不多，但心情挺爽。

我们这个实习报道组有我和蔡学敏、魏清海等人，还有两人没来报到，实际经常只有二三人。蔡学敏是山东兵，跟我是同一个连队的，他主要喜欢写诗歌，对写新闻不怎么感兴趣。但他写的诗歌，一般都是习作，水平不高，达不到发表的要求，所以他的诗歌很少发表，只能经常与别人合作，写篇新闻，带个名字，显示成绩。魏清海是写小说的，曾经在《战斗报》上发表过一篇作品，占了一整版位置，由此出名。但他是一营的，路程有些远，住到二营感到不方便，加上他性格古怪，不合群，和我们在一起待了不过几天，就跑了，从此再没露面。

团报道组指导老师宋天顺，隔几天就来我们报道组指导我们写作。每次他一来，我们就拿出自己写的稿子请他看，他看后，就把写得好的稿子折出来，一篇一篇的为我们修改。

时在夏天，我们住的小屋子里特别热，当时也没有电扇之类的降温用具，他呲溜喝口水，为我们改一阵；呲溜喝口水，为我们改一阵，直到全部改完，带上我们的作品，署上他的大名，拿到渑池县邮局投出去，或让我们自己去投，最后差不多都发表出来了，这让我们很感动，同时也小有成就感。这当中，他对我最好，为我修改的作品最多，让我的成绩也更突出，这让蔡学敏很羡慕。他常常悄悄问我，我不明白宋指导为啥对你那么好？我说，因为老实、弱小，而你是大高个、诗人，能耐比我强，不管历朝历代，人们一般同情弱者，爱“杀富济贫”，所以……“去你的。”每当此时，小蔡都要轻轻砸我肩膀一锤，开一阵玩笑作罢。

在营部当“记者”

大家都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记者被誉为“无冕之王”，是件十分风光、光彩、荣耀而让人非常羡慕的工作。只见他，天天拿支笔、怀揣小本子，或肩挎照相机、骑个自行车，到处去采访。走到哪里，吃香的喝辣的，然后回去写篇稿，不久报上出来一篇文章，文章末尾还署着他的“大名”，那感觉，真是一个“爽！”其实，这种风光都是表面上的。背地里，他为获得写作素材（第一手材料）、为写稿下的工夫，熬更守夜、冥思苦想受的罪，在新闻写作这条充满荆棘、无形障碍的坎坷之路上，左冲右突、奋力拼杀遭受的痛苦却鲜为人知。

俗话说：条条蛇都咬人，干啥都不容易。新闻报道，篇篇都是从头越，是需要经验的。而经验就是体会、就是套路，就是熟悉一些文体的基本格式。同时，经验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摸索和总结，才能得出。刚开始学新闻写作，没有任何经验，不知道“套路”，凭的全是年轻人浓厚的兴趣、巨大的热情、不服输的干劲。写了一段时间，小有成果，但更多的是长时间的“颗粒无收”。它就像农民种庄稼，种的时候，想着好生种，将来有个好收成。但每年都会遇到自然灾害，不知道哪一季能丰收。但能不能丰收，都要种。种不种在于人，收不收，在于天。搞写作的人，写不写、投不投稿，在于自己。“有鱼没鱼撒一网”；稿子能不能刊登，在于编辑。编辑掌握着稿件的“生杀大权”——命运。所以，我们写作者的责任，在于琢磨如何提升稿件的质量。所以，作者的痛苦，就在为提升稿件质量的复杂过程中。这个过程就像女人生孩子，要经过撕裂和“阵痛”。而阵痛的过程，就是“病”痛。我们写了一段时间，就感觉头痛、浑身疼、没力气，像害了一场大病，犯“邪”了似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让医生瞧着却是“没病”，吃多少补药也没用。而且，这种病一直在循环往复，伴随自己多年。但即使如此，你还得干。你得趟出一条路来，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作为自己的经验之谈。所以，即使身在“病”中，我们还是顽强地坚持了下来，从未轻言放弃。

转眼一个多月过去，时间到了秋天。某日，我们接到通知，到师部开总结表彰会。去后，在会上看到参会的学员只有十多个人，其他人都没来，一下少了三分之二，大概是“掉队”了或被淘汰了。政治部主任在会上讲：“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开始，感兴趣和赶热闹的人比较多，但经过大浪淘沙和炼狱般的洗礼后，能坚持下来的人就不多了。你们这些‘幸存’下来的同志，都很不错，是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地磨练和考验，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人！今天的总结会要论功行赏，该表扬的表扬，该奖励的奖励！回去后，要长远地坚持下来，争取取得更大的成绩。我敢说，能长远地坚持下来的同志，将来就是可堪大用的同志，将来就是大作家、名记者！”主任的一席话，讲得大家热血沸腾，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在这次总结表彰会上，我获得了二等奖，得到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回到团里后，在全团军人大会上，也被通报表彰，被树为“学习标兵”。这次会议之后，我就坚定了写作的信心，长久坚持了下来，时不时写上一篇，并在军队开展的“我为家乡传佳音”活动中，写了《姑娘爱大兵》《当我复退之后》《姑娘理解大兵的心》（人物通讯）、《不正当的“农转非”不办》等好几篇郧县的战士在部队的先进事迹，寄到《郧县报》《郧阳报》（当时的郧阳地区党报），被刊登出来，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同时，团里指示设在我们二营营部的报道组不撤，让现有的同志坚持搞宣传报道。这样一来，我们在这个报道组又存续了一年多，每人写了几十篇稿子，发表了不少作品，为日后的写作打下了基本牢固的根底，直到连队把我们要回去当文书，这才各自散去。

退伍回乡，乡政府聘用我为专职通讯报道员

1988年1月，我退伍后，地方政府根据我的特长，先是安排我到乡联防队工作。12月，聘用我为乡政府专职通讯报道员（县委宣传部统称为“专职通讯干事”），临时工身份，在企管站拿工资，每月50元。那时候在编的乡镇干部每月的薪水是30多元。

此时，是我退伍回乡刚好一年的日子。一年来，从家庭到社会，从铺路工地山上干活，从村干部到联防队，我坚持边工作边写稿，从未中断，先后刊登发表新闻稿件20多篇，竭力冲刺今天这个工作岗位，今天，目标终于得到实现，真是苦心人天不负！因此，听到这个决定，我非常高兴：管他什么身份，反正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心里总算安定下来了，只是一门心思想着好好干，写出好成绩。

成为专职通讯报道员后，乡政府为我安排了住所——政府二楼后檐和其它干部一样的一间面积约10多平米的宿舍。屋里当时空着，还没有办公桌椅，我跑到文化站找站长曹克银借了一套很破旧的书桌，将就着用。大概用了不到3个月，让值班书记跑到文化站清理财产，把这张破桌子收去了，我只得又想办法，花80元从计生办韩昌生手上买了一张他们没收的计生对象户的写字台来用，总算有了伏案写作的地方。那时候，供电也不是很正常，很多晚上没电，我又跑到供销社买来煤油罩子灯，白天进村采访，到处跑，晚上坐在煤油灯下写稿。跑几天，写一阵，一写几篇，每天早上起来，洗脸、扫地时发现，一地的头发，两鼻孔的黑灰……

这时候，是计划经济体制，在政府食堂吃饭要买餐票，每到开饭时间，所有干部要排队，司务长给打饭吃。饭碗是自己买或从家里拿来的瓷钵。你出2两餐票，司务长给打一勺米饭，半勺菜。

当时食堂司务长是徐宗才，一个清瘦老头。做饭的师傅是蒋相聪，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两人都是张家楼村的。对于打饭，老徐是非常内行、精准的。比《卖油翁》厉害，他能精确到一颗米、两颗黄豆，绝不会多打。你嫌吃不饱，多报点饭，肯定要多出粮票。比如想吃半斤、六两，可以吃饱，但收入不允许，大家都吃二三两，你一顿却能吃五六两，一年下来，就会发生严重的“家庭赤字”，没人吃得起。所以，哪怕天天觉得很饿，也只能随波逐流，将就一天是一天。再说，你想多吃点，粮票从哪里来？我不知道他们在编的干部们粮票是从哪里来的，我只知道我的粮票是退伍的时候，部队发给退伍军人的补助。有200多斤。这200多斤全国通用粮票，既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到粮所买些米面拿回家，让妻儿老小吃上饭，还要照顾我在单位生存发展的需要。记得几年食堂吃下来，我的几百斤粮票，差不多绝大部分交给了食堂。

当然也可以从家里直接拿粮食交到食堂，换成餐票。但必须是细粮。细粮是白米细面。而那年月，我们才分家，父母分给我的，只有几升苞谷，哪有细粮交给食堂？

那时候，干部下村不管路程多远，全靠步行。经济基础稍好点的，可以买辆自行车骑上。而我那时候刚刚出来工作，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早晚能穿件不打补丁的衣裳就算不错了，哪能奢望骑个自行车呢？所以说，出来工作的前10年，家里都是“贫困户”或“低保户（拿微博的工资）”。

那时候，出行的道路，是清一色的乡村土路。晴通雨停。不管到哪个村，都是全靠“两条腿走路”，翻山越岭，爬山涉水。遇到大雪封山，山洪爆发，河水猛涨，则只能顺着山坡往山下哧溜，或绕道而行……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回想起来，这些年可真是一段极其艰苦的岁月，单位除了有我一个住处，每月有一份薪酬，其他什么都没有，我是在白手起家，以笔作“斧”，“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为今后的发展开辟一条成功之路。正所谓“人在苦中练，刀在石上磨。”“梅花香自苦寒来！”

回到地方写新闻，体会和部队截然不同。在部队，在军营里，生活比较单调、枯燥，乏味，每天就是训练、学习、劳动……没啥新鲜感。而地方生活丰富多彩，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各行各业每天都有新变化，感觉有写不完的东西，所以，我的身上每天也有使不完的劲，差不多每天都在写、写、写……这一写就是七八年。八年间，一篇篇文稿飞出大脑、倾注笔端，变成文字，由邮局鸿雁传书，在报社变成铅字，印刷在报纸上，呈现在万千读者的眼前……这些作品，我都有剪辑，并细心的剪贴在我的《作品剪辑》里，现在足足有9大本，几百万字。

有播种就有收获。1989年3月，在郧县县委宣传部举行的举行的全县宣传工作总结表彰会上，我被郧县报、县电台评为1988年度“模范通讯员”，获得三等奖。3月30日《郧县报》在第4版刊登了受表彰人名单。接着在1990年3月获得1989年度（全县）通讯报道先进个人一等奖。当年获得一等奖的有10人，二等奖的有25人，三等奖的35人，荣誉奖9人。初战告捷，精神大振，此后，更加勤奋写作，每年都取得了好成绩，连续8年分别被《湖北日报》《农村新报》《郧阳报》《郧县报》《十堰日报》郧县电台评为优秀或模范通讯员，获奖好新闻30余篇。1993年获评湖北日报一等模范通讯员、湖北地市州报好新闻二等奖，全国县市报好新闻三等奖。挣了一堆的荣誉证书。这些荣誉证书我也都作为“纪念品”保存在我的书房里，成为一串“鲜红色的记忆和见证”。

县委宣传部为我们转城镇户口

日出日落，流年似水。一转眼7年过去，时光定格到了1995年。5月份的时候，一个特大喜讯传来：我接到县委宣传部通知，让我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就是将我原来的农业农村户口变成城镇商品粮户口。

从现在的现行政策看，不管你身处城市还是乡村，大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户口，地位基本都是平等的。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户口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当时有30多年时光，我国存在农村、城镇两种类型的户口。是城镇户口身份的人，有个“粮本”，国家供给商品粮油、肉食；而农村户口的人，不仅要自己种粮，还要将生产的绝大部分粮食卖给国家，缴纳“三提五统”。这就是“统购统销，皇粮国库”政策的来历。而且，有城镇户口身份的人，在招工招干、参军入党等方面，更是拥有优先权和重要基础。所以，在1993年前后，有不少不是商品粮户口的单位临时工、民办教师，纷纷花钱去买户口，改变户口性质，为日后的转公打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单位人事干事鲍什吉也动员我花3700多元买了一个户口，说以后有用。得到这个好消息，我毫不犹豫的同意买户口。但在当时，我没钱，便去找亲戚朋友借了一笔钱，交到他手中，他进城给我办好了这个户口。谁知户口刚办好，拿到手没几天，县委宣传部就通知我说，为我转户口。当时一起通知转户口的有白浪的徐林强、大堰的陈新才，高庙的王光斌、茶店的王涛、胡家营的李三等6名乡镇的通讯干事，是在县委宣传部根据我们几年来在宣传工作上的贡献，反复打报告要求，报县委、县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特批同意，给我们转的，它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从事农村基层宣传报导人才——农民通讯员的关心、体贴和爱戴。这是正规的国家商品粮户口，不是地方上的土政策卖户口，不需要拿钱买，只是出点手续费即可。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出乎意料的特大喜讯，它将对我日后的转干打下坚实的基础。于是，在接到通知后，我立即进城，找到有关领导，按规定程序，火速办好了一切手续，在郧县公安局领到一个红皮户口本。当时户籍科按我的属地进行分配，把我的户口就地安置在安城沟集镇。拿到粮油关系后，回乡到粮所，缴了160多元钱，领到了一个“粮本”，从此成为一个可以吃“商品粮”的城镇户口公民。后来到了2003年的时候，国家进行户口改革，实行统一的全国居民户口，我立即到乡派出所，把我单独的户口合并到家庭户口本上，回到了村里。

“粮本”拿到手后，其实也没买到几次粮食，就闲置了，到现在还躺在抽屉里“睡大觉”。但在当时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它使我的身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它是我人生经历的一次重大转折，或曰“拐点”。也是我们国家户口改革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时代的印迹。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不是县委宣传部高度关注、亲切关爱，直接出面“走上层路线”为我们这批乡镇通讯干事转户口，我们是很难有希望成为商品粮户口的。因为当时上头每年给予乡镇商品粮户口的指标只有一两个。而在位干部子女在等待这个指标的人却有很多，那真是“望穿秋水挤破头”，连他们这些有头有面的人都担心不一定轮得上，谁能指望哪一年能考虑到没有任何关系和靠山的我的头上？不用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想都别想，想也别想，即使你等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都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公认县委宣传部是我们的娘家，是我们的恩人，是值得我们一辈子感恩的。

县委县政府为我们破格转干

户口的转变，对我是个极大的鼓舞，也是个更好地激励。这使我们的写作更卖劲了。1994年以后，我们的新闻写作渐入佳境，很多人的作品上了中央广播电视台、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农村新报。在县市报上，更是佳作迭出，获奖连连。这使得我们这批人无一例外地被县委宣传部聘请为骨干通讯员和媒体特约记者，在每年的全县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受到表彰和奖励，在单位，也成为领导重视、培养、使用的重点人才。李庆华、黄世贵两位领导在安城任党委书记那几年，甚至让我列席每次召开的党政领导班子会议，以示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视。领导们到城里参加的各类大型会议，也让我参加，便于会议期间帮忙写议案建议；每年的春播、秋播检查，我也被安排跟随领导一起，到各村巡查，当做在编干部使用；李书记在城里的家，也是我空着手常去蹭饭的地方。那时的乡直部门“五站招干”让我参加了文化站招考。那次我考了全县第一名，但因背后有人捣鬼，说计划生育有“问题”，导致这次招干“泡汤”。

不过，用是用，这时候我们的身份却还是单位的临时工，端着“泥饭碗”，如果领导不高兴，随时可能被替代、被赶走。所以，县委宣传部还在为解决我们这些人的转干问题动脑筋、操大心。在社会层面，也有不少好心人在关注着我们的前途和命运。每次在城里开会、培训、送稿，总有人关切地问：“陪同了几任书记了，转干的问题进行得怎么样了？”

对这个问题，我们当时确实不好回答。一方面，好好干工作，干出成绩，是我们的本分，不能讲什么条件；另一方面，宣传部自然在为我们着急、操心。只是好事多磨，机会未到，光着急也不行，需要等待一个时机，才能云开日出。于是，我们在默默期待中，刻苦努力，辛勤耕耘，迎接秋收。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96年。这一年，在宣委宣传部的积极努力下，我们6位乡镇通讯干事经历了几任宣传部长共同关注的多年的转干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一年，经过“双推双考”新上任的县委宣传部部长是林雪容。林部长上任伊始，听了新闻科科长曾学国的专题情况汇报，感觉我们6位贡献突出的通讯干事转干的问题是时候该解决了，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雷厉风行的她立即责成新闻科起草专项请示报告，呈送县委、县政府。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获得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并安排组织、人事等相关部门落实解决。相关部门接到通知后，立即展开行动，向市委、市政府打报告，市里向省政府报告……经过一系列紧张程序运作，我们转干的事终于有了眉目——获得了上级批准。接下来，我们经过组织人事部门文化考试、品德考核、政审、体检等一整套招干程序，历时一年多，终于完成了这项“世纪伟大工程”——成功实现转干目标，了却了一桩渴盼已久的平生心愿。

记得当时曾学国已升任宣传部副部长，而新闻科科长是卜建都。在我们6个人当天到县医院体检完身体后，他请我们到博物馆附近一家餐馆吃了一碗热腾腾、非常爽口的宽面条，心里特舒坦。

按说，好事办妥了，我们是应该请领导吃饭的。可是，领导也知道，那年月，我们这些人都穷，手里没钱，到城里学习、培训住旅店，住宿费一晚不能超过5块钱，多了是拿不起的，而且也没地方报销。所以，我们每次在城里出差，一般都是到宣传部或自己单位领导家里去蹭吃喝，到亲戚家里“打游击”，一晃多年，不知道麻烦了多少人。

到了1997年开年，暖阳高照，喜鹊在枝头跳跃高歌时，喜讯传来：乡人事干事从城里给我捎回了全额财政工资单，每月工资317.5元。从这时起，我吃上财政饭了，乡财政所每月能按时直接给我发工资了，我实现了又一次人生大飞跃——跳出了“农门”！这是我家也是整个家族几代人从来没有的待遇。这是我应该对党和政府感恩的地方。所以，从当月起，我就订了一份全年的党报《湖北日报》，以示感恩之心。之后，我一直坚持写作，直到如今，先后出版了《真情常在》《我从远古走来》《古麇古今三千年》《激流奋楫四十年》4本作品集，总计120万字，算是对40年的工作和养育我的古麇五峰文学沃土有个交代。

作者简介：

周宗华，笔名梵灯、竹影、剑飞，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武汉市散文学会会员，十堰市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网认证诗人。1983年开始写作，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农村新报》、《十堰日报》、《十堰晚报》、《十堰作家》等。现供职于十堰市郧阳区五峰乡政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