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分配、支出是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节点，是构成国内大循环的主要内容。近年来，我国在畅通国内大循环、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绩，但总的来看，国民经济循环仍面临三大堵点：一是收入向消费转化不畅；二是储蓄向投资转化不畅；三是部分领域供需结构失衡

　　收入向消费的转化，不仅是国民经济循环中生产、分配与消费之间的重要传导机制，更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率和边际消费倾向都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要通过优化收入结构、增强保障预期等方式加快释放消费市场潜力

　　打通储蓄向投资转化堵点：一要着力提升实体投资收益率，吸引企业加大生产再投资；二要加快消除企业多元投资主体之间的投资逻辑分歧，推动社会储蓄向投资转化；三要着力提升资本市场中长期回报水平，发挥资本市场在推动储蓄向投资转化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要精准施策、系统应对，着力构建新型供需关系：一要加快公共服务业市场化改革，提升高质量服务供给；二要以场景为媒介，打造平台和应用场景，激发新需求、培育新消费；三要提升监管的前瞻性与适应性，建立包容审慎、柔性可调的监管机制

　　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在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冲击下，稳定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内需市场来发力，而打通消费、投资以及供需结构中的堵点和难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已成为激发内需市场活力、提升我国经济韧性的关键所在。生产、分配、支出是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节点，是构成国内大循环的主要内容。生产是经济循环的起点，生产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产出结构和产业结构。分配是要素价值在不同市场经营主体之间分布的重要环节，包括以要素价值为主的初次分配、以税收及社会保障为主的再次分配，以及以福利、捐赠为主的第三次分配。支出是居民、企业及政府三大主体支出行为的直接体现，包括了消费、投资支出及未支出部分形成的储蓄。

　　生产结构、分配结构和支出结构之间相互影响构成国民经济内在循环的基本逻辑链条。首先，生产直接决定总产出水平，生产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产业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变化，影响到不同产业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情况。例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制造业产能的快速扩张为后续产业发展及消费升级奠定了重要基础。其次，国民收入分配直接影响居民、企业及政府三大主体的收入水平，收入水平的高低以及收入结构将直接影响支出结构。过去我国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极大提升了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对释放消费潜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支出结构反过来对生产和供给结构产生引导效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企业投资方向的变化，推动资源向高附加值产业和新兴领域配置。近年来，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方面的持续投资，带动了相关行业的供给能力提升与要素配置优化，成为推动生产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我国在畅通国内大循环、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绩，但总的来看，国民经济循环仍面临三大堵点：一是收入向消费转化不畅，如何扩大消费支出、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是摆在面前的难题；二是储蓄向投资转化不畅，如何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提升投资效率仍面临诸多挑战；三是部分领域供需结构失衡，如何更好发挥投资对生产的引导作用、缓解部分领域的供需失衡，已成为推动经济内循环高效运转的关键所在。

　　一、优化收入结构，提升消费倾向，推动收入向消费转化

　　消费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是大国经济走向成熟的必然趋势。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的关键阶段，消费占GDP的比重稳定在55%以上，我国居民消费率及边际消费倾向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要通过稳定居民收入增长预期、完善社会保障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使其“能消费、敢消费、愿意消费”。

　　(一）居民收入增速的放缓，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当期消费能力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要素分配改革，着力提升劳动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但这一调整过程具有长期性和系统性。总的来看，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仍然偏低，2022年我国住户部门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占比为39.8%，二次分配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60.8%，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面临行业结构分化、收入来源单一、增长预期转弱等多重挑战。

　　在行业差异上，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变革推动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在我国约4.7亿的城镇就业人员中，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批发零售业合计就业人员超2亿。受房地产转型、物流自动化和线上消费快速发展的影响，上述三大行业劳动力需求逐步下降。与此同时，工程师、数字化人才等高技能岗位需求上升，但由于岗位数量有限、门槛较高，大量中低技能劳动力难以获得相应工作机会，这使电子信息等高技术行业与传统制造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

　　在收入来源上，当前我国居民收入仍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财产性收入规模及占比均较低。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仅为3435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足一成。尽管当前我国居民工资性收入已超过2019年的水平，但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家庭资产的财富效应，对整体消费增长形成一定制约。

　　在收入预期上，受宏观经济波动和就业压力影响，近年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增速随经济增速有所下行，到2024年已下滑至5.3%的水平，导致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预期转弱。

　　（二）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抑制内需扩张

　　2024年以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衡量的全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68.3%，低于2013年至2019年间的70%至72%的水平，这意味着居民收入的近三分之一转化为储蓄，没有进入消费领域。

　　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我国独有的流动人口及就业特征影响消费偏好。我国农民工规模约3亿人，是4.7亿城镇就业人口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民工远离家庭生活环境，普遍以储蓄为目标，难以形成稳定消费，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二是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目前我国已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层面的全覆盖，但不同主体之间的保障水平差距依然存在。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0.7亿，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远低于职工养老保险，农村居民月养老金平均仅为200元左右。三是居民对社会保障体系认知不足。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的财政补贴，各地也持续提高实际保障水平，但多数居民特别是农村和低收入群体对社保政策的设计、参保权利义务和待遇标准缺乏完整了解，参保积极性不高，更倾向于储蓄养老。

　　（三）要着力释放我国内需市场增长潜力，以强大内需驱动国民经济循环高效运转

　　收入向消费的转化，不仅是国民经济循环中生产、分配与消费之间的重要传导机制，更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所在。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未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和中低收入阶层、新市民的消费空间都有望进一步提升，要通过优化收入结构、增强保障预期等方式加快释放消费市场潜力。

　　针对产业结构转型造成的收入差距问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已明确提出“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完善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必须切实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加强职业培训和公共就业服务，重点提升我国职业技能培训供给能力、系统性和时效性，通过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推动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

　　针对居民收入来源单一的问题，要大力提升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拓展居民在债券、保险、外汇等领域的投资渠道，加大普惠金融产品供给。加快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完善土地流转和增值机制，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进一步释放财富效应对促进消费的拉动作用。

　　针对当前社保领域“马太效应”突出的问题，要持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机制，加大对农民工、农村老年人等中低收入群体的制度性倾斜，加快推动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让居民“敢消费、愿消费”。要加强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强制性社会保障，进一步扩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加快出台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完善政府、平台、其他市场经营主体、员工之间的成本分担机制。此外，还要强化社保政策的宣传，充分发挥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网络直播等渠道的传播优势，精准触达中低收入群体、农民及灵活就业人员，通过贴近生活的方式宣传社保政策、解读参保收益，激发主动参保、长期续保的积极性，切实提升社会综合保障水平。

　　二、打通储蓄向投资转化通道，提升社会有效投资率

　　推动储蓄向投资转化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当前受投资收益率、投资逻辑及投资渠道等因素影响，我国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还相对不畅。但必须认识到，以信息、数据网络为代表的新基建、中西部城际交通建设、三四线城市发展及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还存在大量的投资需求，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流向上述投资领域是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储蓄向投资转化是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

　　过去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呈现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并存的“两高”特征。我国储蓄率常年高于40%，其向投资转化的效率也很高，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长期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这极大推动经济快速发展。随着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近年来我国出现了高储蓄率与低投资率共存的“一高一低”现象。一方面，我国储蓄规模不断提升，截至2025年2月，我国居民部门存款达到158万亿元，同期我国非金融企业存款也突破80万亿元。另一方面，我国投资增速却有所下降，202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3.2%，2023年和2024年资本形成对GDP增速的贡献连续两年低于30%。央行城镇储户调查显示，2024年四季度居民倾向于进一步增加储蓄的占比超过60%，而倾向于增加投资的占比不足15%，储蓄向投资转化面临诸多障碍。

　　（二）当前我国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不畅主要受投资结构、投资逻辑及投资渠道三方面因素影响

　　从投资结构看，经济增速换挡带来的投资结构性变化使得传统行业投资回报逐步下行，导致投资主体积极性下降。据统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2019年至2023年国有企业总资产回报率分别为2.6%、2.3%、2.4%、2.2%和2.1%，净资产利润率分别为4.6%、3.8%、3.3%、2.8%和2.7%，呈现逐年下滑态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中小企业的利润率（利润与总资产之比）整体也从十年前接近10%的水平下降至5%左右。传统领域投资回报率偏低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而新兴领域投资在短期内又难以产生足够增量，导致社会整体投资率下行。

　　从投资逻辑看，当前我国企业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总体上可分为实体投资人和金融投资人两类。实体投资人除了企业投资人外，还包括科技投资人，其主要通过技术、数字要素参与投资，分享科技成果收益。金融投资人包括股权投资人和一般金融投资人，前者通过风险投资分享企业价值增值收益，后者通过提供各类融资获得相对稳定的利息收益。这四类投资人的资金来源不同、投资逻辑不同、投资目的不同，但是又同时影响企业和项目的投资决策。近年来，随着产业结构变迁及要素驱动模式的转型，上述四类投资者的投资逻辑差异越来越大。两类金融投资人有资金、有资本，募资难度也不大，但是普遍缺乏合意的投资项目；科技投资人有科技成果、有团队，但是难以有效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实体投资人有项目、有魄力，但是面临缺乏长期资金、风险投资资金等问题。不同主体投资逻辑分歧和观念差异是导致我国新兴产业投资“肠梗阻”的核心问题。

　　从投资渠道看，当前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还不够通畅。一方面，储蓄通过间接融资体系向投资转化的效果在弱化。近年来随着我国基准利率不断走低，商业银行净息差收窄至2024年末1.52%的水平，这影响了银行持续放贷能力，约束了储蓄向信贷扩张的节奏。另一方面，储蓄通过直接融资体系向投资转化的规模仍较小。近30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但资源配置效应及长期稳定回报能力仍相对不足，资本市场对居民投资的吸引力仍有待提升。与此同时，我国传统金融文化中投资文化较为欠缺，我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中金融类资产的配置比重不足15%，尚未形成以金融产品为主要投资对象的资产配置理念。

　　（三）打开重点战略领域及高端装备制造行业的投资空间，畅通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路径

　　当前我国房地产投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整体投资仍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潜力，“两重”建设相关投资持续增长，三四线城市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仍有较大补短板空间，同时新兴产业投资活跃度持续走高，尤其是新能源、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领域投资加速扩张，未来我国投资空间有望进一步打开，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支撑。当前打通储蓄向投资转化堵点：

　　一要着力提升实体投资收益率，吸引企业加大生产再投资。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等方式，全面提振实体投资的回报率与投资信心；要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为储蓄向投资转化提供更多的优质投资标的；要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以及营商环境的全面优化来推进市场公平竞争，从而全面提振投资主体信心。

　　二要加快消除企业多元投资主体之间的投资逻辑分歧，化角力为合力，推动社会储蓄向投资转化。要引导企业投资人认识到当前企业的社会化不仅是股权的社会化，更是投资的多元化，要更好兼顾多元投资主体的利益，做好多元投资主体下的综合价值管理；要推动风险投资人加大对各类新质生产力相关风险的计量和定价方法的研究，构建与风险相匹配的风险定价模型，回归风险投资本源；要鼓励金融投资人加快创新动产金融模式，完善针对动产要素的估值定价等服务，在投资活动中充分体现新要素价值。

　　三要着力提升资本市场中长期回报水平，发挥资本市场在推动储蓄向投资转化中的重要作用。要持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健全市场约束机制，更好发挥外部董事、专业投资机构、媒体等在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要通过提升股票发行制度的包容性，鼓励上市公司以并购重组等方式打造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蓝筹，推动资本市场结构与我国经济创新发展方向相匹配；要进一步开发与完善匹配我国投资者风险偏好的金融产品体系，特别是加大普惠型金融产品供给，充分考虑到我国投资者大量由银行储户转变而来，风险承受能力较低，应为居民提供更多的类固定收益产品或股债混合转化产品，提升居民中长期股债投资的回报水平。

　　三、理顺新型供需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阶段，新经济、新业态、新需求加速涌现，传统供需关系正经历深刻重塑与变化。要加快理顺各类新型供需关系，发挥高质量供给对精神文娱消费的创造效应，强化差异化服务消费需求对社会生产供给的引领效应，进一步释放多元消费市场增长潜力。

　　（一）居民高质量服务需求快速上升，而优质服务供给水平相对滞后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居民消费需求正从传统商品消费加速向服务消费转变，然而当前我国社会供给整体呈现出“商品供给相对充裕、服务供给明显不足”的特征。过去我国在金融、交通、电信等功能型服务领域发展迅速，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市场竞争充分，供给质量总体较高，然而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由于具有显著的公共产品属性，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政府提供，多元化供给体系尚未建立，导致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需矛盾日益显现。

　　在教育、医疗等领域，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和高水平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居民在中小城市、城镇、县域、农村很难获得高质量服务。在养老领域，居民对高品质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但当前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居家养老缺乏相应的配套服务，机构养老又普遍存在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价格偏高的问题，普通家庭很难找到“价格适中、服务可靠”的养老选项。

　　（二）新兴产业“供给创造需求”的新特征对产业发展带来新挑战

　　随着数字经济和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传统需求引领供给的产业模式正逐渐转变为供给创造新需求，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出直接催生新消费场景和市场需求。过去智能手机的普及带动了移动支付、短视频、社交媒体等需求前所未有的爆发，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基建的部署，为物联网、车联网、元宇宙等新应用场景创造了庞大的需求空间。供给创造需求的模式对产业提供优质供给内容及服务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一方面，由于供给创造需求具有前瞻性，企业和政府往往需要在需求出现前就进行超前投入，一旦判断失误，则可能出现供给过剩或资源浪费等问题。另一方面，供给端创新的加速推进也对监管能力提出新挑战。由于新兴产业技术演进迅猛、商业模式层出不穷，过去我国市场监督体系往往滞后于产业发展。如何在激励创新、鼓励先行先试的同时，有效防范风险、完善监管框架，既是政府治理新兴产业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影响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变量。

　　（三）以高质量供给充分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潜力，实现新型供需平衡

　　供给与需求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基础环节，二者协调匹配是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的关键所在。当前无论从需求驱动还是供给创新的角度看，新型供需关系都展现出强大的市场撬动能力和溢出效应。在需求引领供给的趋势下，高品质、多样化的服务需求有助于推动服务业加快提质扩容；在供给创造需求的机制作用下，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催生出新的消费场景，有助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当前要精准施策、系统应对，着力构建新型供需关系。

　　一要加快公共服务业市场化改革，提升高质量服务供给。过去我国部分公共服务业的准入边界不够明确，民营企业进入相关行业后没有获得及时准确的政策引导，而当民营企业触碰到相关底线后，相关政策的应急性出台又挫伤了民营企业投资信心，出现“准入不敢入”的情况。要加快出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能否上市融资、资本化运作等内容做出详细规定，确保“非禁即入”负面清单制度落地见效。

　　二要以场景为媒介，打通供需之间的连接通道，尤其聚焦供给薄弱、需求潜力大的领域，打造平台和应用场景，激发新需求、培育新消费。例如，在医疗健康领域，积极推广远程医疗与在线问诊模式，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智慧医疗平台，推动优质医疗资源跨区域共享。

　　三要提升监管的前瞻性与适应性，积极根据技术更新和模式创新优化监管模式，建立起包容审慎、柔性可调的监管机制，坚持稳定性与连续性相统一，避免因监管真空导致风险积聚，也要防止“运动式”调整和政策急转弯所带来的市场预期扰动。

　　综上所述，当前在外部不确定性加剧、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的背景下，要着力推动生产、分配、支出三大结构联动优化，疏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环节的堵点，畅通国内大循环。一要通过加快提升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二要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回报预期、加大普惠金融产品供给，引导社会储蓄更有效地转化为实体投资；三要通过推进公共服务领域市场化改革、构建以场景为导向的需求牵引机制，全面提升供需结构匹配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