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四大体制障碍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2012年城镇水平达到52.6%，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四化”同步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今后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基调，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战略。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面临一系列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的体制障碍，突出表现为两个严重滞后、三个不协调和四个体制障碍，需要我们深入分析，认真对待。
　　两个严重滞后
　　1.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
　　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和工业化存在三种关系。一是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指城镇化速度超过工业化速度，城镇提供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不能满足农村迁移人口的要求，造成大量的“贫民窟”和严重的“城市病”，如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二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指城镇化速度落后于工业化速度，城市工业发展未能吸引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导致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城镇化水平低。三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指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基本一致，发达国家基本上属于这种模式。关于我国城镇化进程，学术界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也有人认为相反。我们认为，无论从城镇化发展一般规律，还是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
　　从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工业化是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一定水平的工业化对应相应的城镇化率。根据钱纳里与赛尔奎因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一般变动模型（见表1），城镇化率与非农产业产值、就业等反映工业化水平的指标高度正相关。2012年，我国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和非农就业比重已超过90%和65%，根据钱纳里与赛尔奎因模型，对应的城镇化率应在66%和55%左右，而当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2.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3%，说明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从国际比较看，根据世界银行标准，按收入分组，2010年我国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但城市化率低于同类国家平均水平10.5个百分点；按地区分组，我国城市化率低于亚太地区国家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见表2）。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合理比值范围在1.4～2.5之间，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从1978年的0.41上升到2011年的1.28，从未进入合理区间。分省份看，北京、西藏、海南三省（区）比值超过2.5，城镇化发展超前于工业化；天津、上海、广东三省市比值处于1.4～2.5，城镇化与工业化相对协调；其余省区市的城镇化发展均不同程度滞后于工业化，其中河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广西、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10个省区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见图1）。

　　2.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镇土地增长速度（建成区面积、建设用地面积）与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城区人口、非农业人口）的差距越来越大（见图2）。1996年以来，我国城镇面积从1.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011年的5.3万平方公里，增长了3.1倍，而同期城镇人口从3亿增加到6.9亿，仅增长了1.1倍，城镇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土地城镇化率与城镇化人口增长率之比，用于衡量城镇用地合理性）达到2.80，远高于国际社会公认的1.12合理阈值。

　　由于城镇面积增长大大超过人口增长，城镇人口密度不升反降，导致我国城市人口密度较低，人口承载数量不足，这与我国土地资源紧张的国情严重不符。2010年全国地级市及以上城市人口密度为265人/平方公里，市辖区为618人/平方公里，即使城市人口（仅指户籍人口）密度最大的上海市也仅达到2228人/平方公里（见图3），远远低于同期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密度，同期东京人口密度为4750人/平方公里、首尔16700人/平方公里、罗马2950人/平方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