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读者看笑了 城管看哭了...
读者看笑了 城管看哭了
嬉笑怒骂道不尽城管那些事
酸甜苦辣品不完城管这些年
书 名 《城管那些事——我在丰台城管十八年》
作 者 王毓洪
定 价 38元
书 号 978-7-5115-3861-1
出版时间 2016-12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是一位普通的城管队员，每天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每天要处理各类棘手的问题。十八年的磨砺，让她对城管工作和社会生活有着刻骨铭心的认知和记忆。她用纪实的笔墨，至真至纯的感情，理性的思考，将自己在执法中的亲历亲为，所见所闻，以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这些故事，有的电闪雷鸣，惊心动魄；有的和风习习，暖意融融；有的情真意切，催人泪下；有的让人哭笑不得，诙谐有趣；有的使人无可奈何，令人扼腕；有的憋屈苦闷，欲哭无泪……读完这些故事，你能触摸到城管人的灵魂深处，感受积极向善的人性美；看到北京日新月异的变迁，也能品味出基层执法的艰难。
作者简介
王毓洪，研究生学历，就职于北京市丰台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长期工作在执法第一线。因工作成绩突出，多次立功受奖。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北京日报》等报刊杂志播发专题片和通讯报道300多篇，受到北京市城市管理监察局的通报表彰。
序言
北京城管执法队伍自1998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作为维护首都环境秩序的主力军，在打造干净整洁、靓丽优美的城市环境、促进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是丰台城管执法监察局一名老队员，自城管队伍成立至今，在城管体制机制不断改革与完善过程中，见证了这支队伍的发展壮大，用一个个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展现了基层一线城管队员工作的努力与艰辛、担当与无奈、真诚与奉献，执法与服务的点点滴滴。
丰台城管执法局在区委、区政府和市局的领导下，坚持站在新起点、调整新思路、打造新业绩的工作思路，认真落实执法为民、廉洁自律、百折不挠、无私奉献的新时期首都城管精神，团结一致、脚踏实地、真抓实干，队伍建设和执法业务取得显著成效，得到了市、区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连续五年在市局系统考核和区政府绩效考核中名列前茅，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今天的丰台城管坚持以党建工作为统领、以执法业务为中心、以队伍教育为牵引、以廉政建设为要求，着力打造“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廉洁务实”的执法队伍，围绕建设北京城市中心区功能定位，加快非首都功能疏解，全面提升丰台整体区域形象。在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中，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积极履职，勇于担当，不断开创城市管理工作新局面，为丰台区“核心引领、双轮驱动、两翼并举、统筹融合”发展战略提供坚强有力的环境秩序保障，为丰台发展助力护航。让我们继续振奋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改革、创新、攻坚的道路上，砥砺奋进、阔步前行。
姜东升
北京市丰台区城市管理执法监察局局长
引子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北京城管成立了18年。作为“开城元老”之一，我这个老城管队员，也陪着城管走过了九曲十八弯，跌跌撞撞地走过了18年。
记得刚来城管的时候，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心气儿那个高啊！我虽然是个普普通通的队员，始终工作在基层，在执法第一线。但新的工作，新的环境，新的要求，时时激励我干出新的成绩。
城管第一线是矛盾的焦点，时而波澜起伏，时而火花四溅，让人始终处于紧张、激烈和躁动之中。我要反映城管情况，让全社会了解城管、认识城管、支持城管。这种冲动，时时撞击我的心。我像着了魔一样，白天工作，晚上写稿，亲自拍摄和编辑影像，顾不上吃饭，顾不上睡觉。几百篇文稿、影视片，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法制报、千龙网等几十家媒体，陆续不断地刊登、播出。为此，北京市城市管理执法监察局，还专门下发文件，对我进行了通报表彰，并奖励给我价值近万元的摄像机一台。而且我被公派去英国学习。
也许是应了物极必反的古话，打那以后，我却慢慢趋于沉寂，很少动笔，摄像机也搁置起来。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随着年龄的增长，长期的体力透支，使我的身体大不如以前，经常感到力不从心，玩儿命地日夜加班越来越困难。
第二，我发觉我的声音太微弱了，淹没在社会对城管的误解、谩骂、仇视，甚至愤恨之中。谤议腾沸，不是我这个城管监察员所能逆转的。
城市管理是世界性的难题，要做好城管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北京城管是一只崭新的队伍，从事一项崭新的工作，从城管理念、城管法规政策到城管方法手段，都是需要在长期的执法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摸索改进，不断完善和提高的。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儿，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儿。但是，好事儿不出门，坏事儿传千里。正常执法常常被人误解、扭曲，更不用说工作中的缺点，经常是被无情放大。城管在社会上的名声越来越坏，在某些人看来，城管等同于土匪、混蛋。即所谓：“过去的土匪在深山，后来的土匪在公安，现在的土匪在城管。”有了这样的名声，我反映的东西再真实，也没人愿意看、愿意信。再写下去，有什么用呢！
第三，所谓树大招风。北京市城管局对我的表彰，固然给了我动力，但也让有些人不爽，是嫉妒，是羡慕，是不满，还是嘲笑，我不知道。我只感到工作起来阻力大了，羁绊多了，常常让人不快。我白天黑夜拼死拼活地干，不就是想宣传城管吗？既然不领情，我就不必找气受了。
几年过去了，窝里窝外的糟心事儿时有发生，但我都能理性地消弭，我坚信：善恶终有报，我用开明的思想，去自然地感应天地之间的和谐，任何事物的发展终究会走向应有的结局。我过着上班干活、下班回家睡觉的平静生活，倒也安逸。
但是，有一天，一个电话像一块巨石投进了平静的湖面，在我的心底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让我身不由己，心不由己地又拿起笔来，一边哭，一边诉，一边写出了这些故事。
沉重的开篇
那是201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一个河北的长途电话，是烤红薯商贩的媳妇儿。她边哭边说：“他刚被执行死刑了。”我蒙了，接电话的手僵了、颤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眼泪流到嘴角是凉的，抬手去抹擦的时候，手更凉。我怎么就觉得是我害了他。
他是多老实的人啊，怎么敢杀人呢！？
事实是，他们离开北京三年多了。在老家为盖房子杀了两个人。
前年八月十五，听说他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的那一天，我的心就开始揪着。一段时间里没有电话打来，我就从手机联系人中查找“河北”来电打过去。女人接了：“老姐姐你别急啊，你别生气，我怕你血压高……”她就告诉我案子进展的一些事儿。再过段时间，我又打过去问，她说:“什么信儿也没有……”
我手机里常有一些顾不得接的未接电话，但不管是开车还是开会，只要有“河北”电话出现在手机屏幕上，我就靠边停车或走出会场，先按断再回拨过去。我问她：“去看守所打听了吗？能不能让见他？再送点吃的、用的给他。天热怎么都好过，天冷了，秋衣秋裤能送进去吗？”
从知道他杀了两个人那天起，我就知道他是死刑没救了。我想起他们来就堵得慌，吃不下睡不安，真的好后悔。我责怪自己，晚上就靠在床头上想：
如果我不帮他们讨回被骗走的10万块钱就好了，没钱回家盖房子，他们还能在北京继续烤红薯，就不会有这事儿。
他们两口子的手臂内侧最嫩的地方，因为从炉子里掏烤红薯，烫了一条又一条褐色的干巴印儿，我看见，动了恻隐之心。如果我装看不见，也不理会他们，把他们混在商贩的人群里，懒得多看一眼，就没有这事儿了。
如果我不极力劝说，“你们无照经营是违法的，烤红薯的大煤炉子又污染空气，你们是大街上哪儿人多，就扎在哪儿卖，影响市容，影响交通，还是回河北老家吧。”就不会有这事儿。
如果我不给他们那些旧衣服，还有那件十几年前的、暖和的人字呢城管大衣，他们就不会给我那么大面的子，听我的话，真的离开了北京，也就没这事儿了。
如果他们不盖房子呢，已经盖了十几间房子，怎么又盖？不就是盖房子出的人命么？不盖那么多的房子，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毕竟在北京二十年了，老家穷才出来的，谁愿意走啊！我只是一个城管的监察员，政府都没有说让外地摊儿贩都离开北京，我干吗轰人家走啊！
执行死刑那天，他媳妇打来电话跟我说，到了看守所，警察就催他们签字，只有一个小时的见面时间。全家人聚在一起，谁也不知道这就是他人生的最后一面。他看着老婆、儿子、儿媳还有孙子，说：“家里的房子是我一生的心血啊，你们要好好守着。”
他死了。一个男人，用一生的心血，为了一个家，给老婆孩子、儿子和孙子盖了一片没有顶梁柱的房子。
房，却成了他生命眷顾的理由。
媳妇说，死的时候他没有穿棉衣，家里不知道，也没有准备。那天就穿着单薄的囚服被执行死刑的。头年天冷的时候，他让媳妇把他那件最暖和的城管大衣拿来。媳妇说，他平时在家干活最喜欢穿它，因为这件大衣特暖和。媳妇把大衣抱到看守所了，警察说这件大衣不许穿，因为类似公安的衣服。我后悔呀，我在北京给他大衣的时候，要是不把城管的标牌拆得那么干净彻底，警察一看就知道是城管大衣，不是警用的，说不定同意让他穿了呢。
可是，那年他在北京，我给他那件大衣的时候是个冬天。天太冷了，我想起了那件城管成立时候发的第一件长大衣。给他，也是让他回河北老家时穿的。不拆城管标牌哪儿能让外人穿呢，那是违反规定的！拆光了标牌给他怎么穿都可以。所以，我拆得干干净净，才放心地给了他。
他就这么去偿命了，没能穿上他最想穿的那件暖和的大衣。他去阴间了，阴间本来就冷，穿的一丝棉花都没有，会不会更冷啊……他拿命换的那么多间房子，没有一间能带了去为他避风挡寒。
他是个老实人，他到死我都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家住哪。只听他说过，是河北农村，老家那地方不富裕。
晚上我经常睡不着，脑子里就是断不了片儿，一幕幕地闪过每次执法的情景。
我清楚地记得：在执法中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们把他们夫妻俩圈在摊儿贩群里。男人叫着嚷着快跑快跑，女人双手紧紧攥着三轮车的车把，扭动着身子，想从缝隙里钻出去，一边推车，一边回头看着我们越来越近的执法车。那惊恐的眼神，我至今难忘。我们的执法监察员从她手里接过车，宣读法规，写文书开小票。小摊贩们挨个交罚款。
交完了罚款才知道，罚的不多，摊儿贩们说，就是看见当时城管穿的衣服像警察的制服，害怕。
十几年了，记不清对他们夫妻查扣了多少次。每次扣到烤红薯的车时，他们从来没有抗拒过，认罚认扣，最多小声叨叨几句：少罚点儿吧，少罚点儿吧。
其实，很多商贩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我们是不忍心多罚的，毕竟处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被罚款的人难受，我们城管罚人家也不好受。哪个开罚单的执法人也不会把处罚别人当成乐呵事儿。
我的脑海里永远都抹不掉他们夫妻当年被堵住，无路可逃，害怕的样子，碰到我们时那女人紧眨着眼皮，惊恐万状的神态。
每次只要扣到他们这类人，我们也不忍心用无照经营自由裁量权的高限罚款，没收他们的经营工具。我们有时候是撕小票处罚，有时候作笔录文书以及听证处罚他们。也是根据违法情节和违法相对人的态度，以及对社会造成危害的程度处以罚款。我们是可以使用自由裁量权的。
这么一个不招灾不惹祸的胆小商贩，他怎么就敢杀人了呢？
记得有一天，分队里一个小兄弟要调走了，他把我叫到一边说：“大姐，烤红薯的两口子是我的老乡，他们知道我在城管，去我们家找过。我是真不愿意管这些事儿，烦人啊。赶上我执法，也没给他们多大脸面。抓着他们的时候，我都烦得训他们，老给我找麻烦。我也没跟你们说过，谁也不知道这事儿。以后我走了，您稍微照顾着点儿。也就是因为他们挺老实，我才跟您张嘴的。”
是啊，谁家没有几个穷亲戚，穷朋友啊。我就是一个小监察员，既没本事，也没权力给人家承诺什么，情理面子的还能没有点儿吗，这也不算是什么法外特权吧！
因为他们两口子都是特别老实的人，也因为这个城管兄弟的嘱托，我往后还真是更留意了他们。处罚训斥的时候，声调低缓了一些，看着他又粗又黑裂了口子的手笨拙地来回搓着大腿，心也软下来了。
我的“照顾”有约法几章：1.在我们执法工作中不许主动和我说话。2.被处罚时不许顶撞城管。3.联合执法过程中罚没的经营工具别找我要回。4.别人扣的我不管，如果我在现场执法，可以少罚你一些。好多年了，这些“规矩”，他们都遵守了。因此，除了我，队里没人知道，谁也没管过他们的闲事儿。
因为是我们城管兄弟的情，我的一些不愿穿的衣服，我送给他们，有些领导和同事穿过时的衣服，我也收敛来送给了他们。
时间久了，熟识了，下班的时候，他们两口子就敢跟我搭话了，有时我也和他们聊聊天，了解一些他们在北京的情况，他们说都记不得被销毁了多少个烤红薯的大桶了。
按照规定，在公安、工商、城管、卫生和其他政府部门联合执法大行动中，暂扣的经营工具和物品直接罚没，执法车拉到城管专用停车场等待集中销毁处理。各级政府领导现场监督，录像。
他们载着烤红薯炉大圆筒的三轮车，通常没有卖水果的车跑得快，常被扣了，他们两口子只能另找个大铁桶，买个破三轮车，卷起袖子，和点泥，左一把泥、右一把泥地再做一个。
有一次，他们接连被扣、被罚。看着他们站在大门外，往执法队院子里张望的可怜样子，我不忍心了。推开队长的门，跟队长说了调走的小队员托付我照顾这个烤红薯的人的实情。队长说：“啊，是老被扣的那两口子吧，倒是真没有较过劲，抗过法。这次就别罚了，叫他们离开这儿，找个活儿。干点别的去吧。”一会儿，这两口子就满脸挂着惊喜，推着烤红薯的车走出了大门。“大姐，今天真的谢谢你了。”我告诉他们夫妻：“今天是队长让放的。”他们答应了，以后让男人想法找个别的活儿。
记得有一天下班后，我打算搬点旧家具送回娘家，就借了个卡车。在路口碰上他媳妇，我想让他们两口子帮忙，他们高兴地答应了。
我们仨都没有吃晚饭，就开始干活了。他们可高兴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请他们帮忙干活。也是第一次跟他们畅快地聊家常。我得知在河北老家，他们的老父亲在帮助照顾家里儿子和女儿，家里有田地，听说核桃20多快钱一斤时，男人还赶紧种了200多棵核桃树，还说让我等着吃核桃。他俩大声说笑着，小心地挪动柜子，生怕把家具磨坏了。我笑着说，这些东西，你们看上的就拿走。大衣柜他们不要，只要了一个海尔热水器和一些生活用品，装上了他们的三轮车，说太好了，以后洗澡就方便了。
干完了活，累得我们满头大汗，天气有点冷，他的头上冒着潮气。我过意不去，说：“看把你们累的，干了这么长时间。”他媳妇说：“没事儿，我们农村人干惯了，他有的是力气。”我看了看表，已是夜里11点了，抱歉地对他们说：“本想请你们吃个饭，现在饭馆都关门了，以后补吧。”他媳妇说：“大姐，别客气，明天我请傻老头子吃一顿就行了。”
以后一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顾不得请他们吃饭。哪里想得到啊，我欠兄弟的一顿饭，到死他都没有吃上。
有一天晚上，烤红薯的兄弟给我打电话说：“三年前有个女保险员，找到了我们两口子，让我们存了10万块钱，说有很高的利息。我们信了，存了三年，现在到期了，他们不让取钱，还要让我续存。”我说：“你们怎么谁都信啊，哪能轻信这些保险员啊，存哪了？”他说：“那个女保险员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理财的保险公司，让我们在柜台填了合同，办了手续。”我查阅合同找到了公司地址，还真有这家公司。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催着他们去办理赎出手续，取回钱。
没多久就接到他们的电话，说公司就是不给办。说那女保险员早离开公司了，钱也没有了。我一听就急了，告诉他们：“攥住合同原件，谁也不许给，收藏好！那可是重要的证据，这合同就是你的10万块钱。先去复印两张，千万记住我的话。把原件收藏好！拿着合同的复印件，站在公司门口，打110，给警察看证据，报案诈骗。如果解决不了，就上法院打官司。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没有证据，就是多么有理，多么委屈也没有用！”
警察来了，问了情况，说是让保险公司领导给好好解决，转身就走了。解决了好几天，钱还是没给。警察一走，保险公司还以女保险员早不在这儿工作了为借口，不给钱。我告诉他们：“继续打110报案，告保险公司诈骗。”警察又来了，烦了：“你们可以去法院告这个公司。”
这两口子就站在公司门口，一次又一次给我打电话。我真的急了，我说“再打110，拿笔记下他的警号！”警察又来了，我让他们把电话交给警察接听。我告诉警察：“我是法律工作者，两个农民是我的亲属。这个公司公开诈骗农民的血汗钱，报了这么多次110，他们还在继续骗。你如果不管，我就给警务督察打电话投诉你，告你不作为。”警察接听了我的电话，带着他们走进公司，协商了十几分钟，他们两口子总算拿回来了10万块钱本钱，利息一分也没有。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告诉他们两口子，“认了吧，以后谁都别信，把现金藏在罐子里密封好，埋在老家院子里最踏实。你们记着，要感谢那个警察，如果不是警察的震慑力和尽职尽责，那家骗子公司绝不会把钱给你们的！”他们两口子着急了：“大姐，我们给人家买点东西吧！”“人家才不会要你们东西呢，把记下的警号给我，我给督查打电话，感谢警察。你们快带上钱走吧，把现金攥住送回老家最安全！谁也别信，回老家，找个别的活儿干。”
他们送完钱又回到北京的时候，从老家给我拎来了一个纸箱子，上面扎着几个窟窿眼儿，里头装着两只大公鸡。他们并不记得我家，就在小区门口给我打电话。接了电话我就赶紧回家。正好车上还有两盒月饼，一桶油。赶紧让他们带走，也算我还的人情。
他们离开北京的三年里，来看过我两次。八月十五又拎来了两只大公鸡，我又照例把攒着的油、月饼和夏天单位发的防暑降温的花茶、绿茶给他们带走。我记得和烤红薯兄弟见最后一面，又是一年的八月十五之前，只有他一个人来。
我问了他在工地里干活累不累；工资能不能按时发；人身安全保障怎么样。又聊了一些家常，他说：“老父亲去世了，孩子们都挺好。媳妇在老家开摩的，农村没人管，收入还不错。”走的时候，除了留给他们每年过节的那些东西，还有王老吉、露露和别的吃的，反正他拿不动了。他说，大姐别给我带这么多，我拿不了。我说，要带上，我去车站送你。
我开着汽车，他给我指路，我们聊着，我嘱咐他：“在工地要注意安全，要找年底给结账的施工队干活……”车开到了长途汽车站，我俩傻了眼，汽车进不了长途站，东西我怎么给他送进去啊。还好，从车里找出根行李绳，我俩都开心地笑了。反正他有力气，想法儿自己背吧。
我看着他费劲地背着东西，走进了长途汽车站的人流中。
晚上接到他的电话，说：“大姐，我到家了。媳妇把我数落一顿，怎么要大姐这么多东西啊。孩子们都吃上、喝上了，高兴着呢……”
前年八月十五，东西都堆在了厨房，给他们留着呢。节都过完了，也没见他来。晚上十点多接到媳妇的电话，哽咽着说：“姐姐你别着急，别难过。我怕你血压高。”我急了：“怎么了？你快说呀！是不是他在工地出事了？是腿断了？还是重伤？”这是我的第一反应。她说不是、不是、都不是，他被公安局抓走了，杀人了……
这怎么可能呢！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电话里，他媳妇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叙述事情的原委：他们拿着10万块钱回家盖房子，因为宅基地被侵占与邻居发生纠纷。邻居家人多势众，全家上手暴打他一个人，把他打疯了，逼急了。兔子急了也会咬人，他爬起来冲回家，拿起刀子冲向对方，一阵狂刺，结果是对方两人丧命……
冲动是魔鬼。是冲动这个魔鬼附了体，害了他。
虽然事出有因，但法网无情，毫无疑问地，他被判了死刑。
他死了，一个忠厚老实，辛苦劳作的农民，只因为在被别人侵害的时候，不能理智地用法律做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拢不住怒火，杀了人，就成了罪人。
人们常说，人死后就升天了，但天堂里没有罪人的位置，他别无选择地去了他该去的地方。但愿他，在黑暗的域界里，远离那些恶鬼穷魂，少些痛苦的呻吟。
他死了，我还欠他那顿饭的情。如果他活着，我还不会太难受。憨厚的庄稼人，不会在意为我搬家出的那些力气，耽误的那顿饭。现在他死了，我永远失去了补请他那顿饭的机会，留给了我永远的难受。
我也曾问自己：他是我什么人？为什么让我如此撕心裂肺地难受。
是亲戚？不是。往上数祖宗十八代，我与他们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是朋友？不是。直到他死，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是河北哪个县哪个村的人。真正与他们的交往，也仅仅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
还是执法相对人？不是。他们已经离开北京，不在我执法的视野范围内。我们之间已没有法的严肃、法的冷漠、法的坚硬；有的是友情的信任、友情的挂念、友情的呵护。我与他们早已超出了调走的那位小兄弟的嘱托，到了能够彼此依托，彼此关照惦念的程度。
为什么我与他们的关系，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发生这些微妙的变化？细想想，我终于悟出，是因为我们都有一颗纯正质朴、真诚厚道的心，互相尊重，在交流中渗透着情感。
有了这颗心，人与人之间，无论高低贵贱，无论尊卑长幼，都能拉近距离，彼此给予温暖。
有了这颗心，人与人之间，无论是发生矛盾纠葛，还是发生利益冲突，都能替对方着想，平和、开朗、通透地化解矛盾，处理妥当，和谐共赢。
有了这颗心，我们的社会才能够真正滋生公平正义，蓬勃向上，正气盎然。
我想，我在城管干了十八年，现在老了，快退休了，我应该冷静下来。扪心自问，对于过去在执法工作中的对与错，得与失，好好回顾，认真反思。是该拿出真诚善良的心镜，好好照照我走过的路，认真剖析一下自己的作为，提升自己的境界，为后来者提供借鉴，共同呼唤社会的良知。
掉进了粪坑
这是城管成立第四年的事，我们奉命去拆迁改造工地，做拆除违法建设的现场保障工作。这些违法建设的小矮屋，连成一片，又与一大片平房连在一起。早期的平房室内根本没有厕所，更没有下泄粪便的管道。智慧的居民采用土办法，就地挖个大深坑，一根粗管子直达坑里，造就一个简易的厕所。
在街道办事处的统筹安排下，大清早，我们城管队女队长和教导员就调用了全部执法人员，开着依维柯和皮卡执法车，簇拥着推土机、吊车等大型拆除机器设备缓缓进入现场。
现场有几十名保安和警察，电工先掐电，确定清场无人。工作人员巡查后，警察们就拉起了白布条的警戒线。警戒线外围站着大批群众看拆迁，我知道他们有的是老住户，心里依依不舍。尽管将来他们都会住上高楼大厦，无尽的阳光和温暖在等待着他们，虽然这里的住房环境寒冷困难，但告别的心酸和别离滋味也不是那么好受。临时租赁户也张望着自己曾经避过寒暑的小矮房，想看看是怎么样拆除的。
教导员是部队转业干部，虽然来城管几年了，但依然保持着军人作风。坐姿、站姿端正，标准的军人姿态。不管什么时候，都是着装整齐，风纪扣严严实实。他像管理部队一样要求我们，凡是集体行动，都要集合排队，立正、稍息，报数之后讲话。今天也不例外，集合后又是立正、稍息，检查着装，检查装备，列队点评，分配任务。副队长张东讯带着我们小组进入工地。
进控制区之前，政府部门已经派人多次清场，查验确认无居民在房内、电源已断，处于安全状态，以保证拆除工作不出意外。
我们的任务是：保证在警戒线内外的人员安全，既不许围观群众进入警戒线，也要提醒施工的人注意安全。教导员按组给大家分片定位，并特别叮嘱：“小心脚下的钉子、钢筋，千万别扎了脚，钉子扎进脚板，要脱下鞋子马上挤出血来，不然会感染，以后会长出鸡眼的。”
推土机、挖掘机轰轰地推倒了大片旧房，铲车在上头砸，灰尘冲上天，淋水降尘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我们的帽子和衣服上全是灰尘，远处谁也看不清谁。我们只能靠左右跑着，移动着躲避灰尘和推土机、铲车和挖掘机喷出来的尾气熏呛。几个女队员中，白宝儿勤快爱干净，衣领里围了条丝巾，这会儿抻出来，绕在嘴边当口罩。我和孙静直后悔，怎么没想着戴个丝巾当口罩呢。
中午送来盒饭，东讯副队长招呼我们赶紧回到车上，都挤在依维柯车上吃。午饭后，大家都挺累的，就靠在车座上眯着歇息。
下午一点，教导员又让我们集合，列队，他说：“大家很辛苦，但我们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再接再厉，把下午的工作做好，一定要保证现场安全，完成任务。”
其实，教导员比我们更辛苦，他要巡视整个工地，从东到西来回走，他深一脚，浅一脚，脚下明明踩在木板上，怎么就一打滑咕咚一下，掉进了大粪坑。
黏稠冰冷的大粪汤，顿时就淹到了他的前胸，他懵了，使劲儿地叫啊、嚷啊，希望队友们谁能听见，过来拉他一把。可惜，他的声音完全淹没在推土机的轰鸣里，谁也没听到。幸亏是在冬天，只有恶臭，没有沼气。要是在夏天，他可是死定了，高温产生的沼气会让他在几分钟内窒息昏迷，就连死在那里，都没人知道。他观察四周，挺大的空间，头顶就露一个小窟窿，是个膛大口小的粪坑。四壁黏稠光滑，爬是爬不上去的。他拼命地呼救也没人应，看来只能设法自救。
头顶上推土机的轰鸣声掠过，如果推土机碾过来，把仅有的小洞口埋上，就全完了！
他想起了手机，把手伸进粪汤子里，在裤兜里摸到了，可是手机已经渗进了屎尿，没信号，打不出去。
处在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还是在部队十几年造就的沉稳、冷静的思维救了他，他摘下头上的大盖帽，瞄准洞口，奋力抛了出去。
他兴奋极了！就是万一被封在坑里，抛出的大盖帽子也会告诉人们，他，就在这附近。
大盖帽从地下飞出来，很幸运地被一个施工人员看见了，他狐疑地走过去，呼喊着：“怎么回事？哪儿的帽子？人呢？在哪儿呢？”从地下破木板子和碎砖的瓦砾里传来声嘶力竭的声音：“来人啊！在这儿！我在这里！”
大家招呼着跑来，七手八脚地把教导员拖了上来。出来的他，变成了一个“屎人”，滴哩当啷从身上往下掉黏糊糊的大粪汤。“怎么了这是？这地方怎么会有个粪坑啊？”巡视了个溜够，谁也没发现这有大粪坑。教导员说：“我也没看见，口太小了，我光看前面了，没看脚底下。”
女队长跑过来：“快把皮卡车开来，送教导员去洗浴中心。”教导员说：“不行，太臭了，我要坐皮卡斗里。”女队长说：“不行，那得让多少人看笑话儿呀，还是找个面包车吧。”
面包车来了，教导员怕弄脏车座，就在工地找到了两块木板，放在车的过道里，才坐了上去。面包车驶出了工地，车里这个臭！大冬天的打开车窗又怕教导员身上更冷，臭味熏呛得司机屏住呼吸，憋得脸通红，少吸一口是一口吧。这会儿司机就想直“飞”洗浴中心！
教导员突然又让司机送他回家，说：“没准儿人家洗浴中心不让我进去呢，这么臭，拦在门口那不更让人看笑话了。还是送我回家吧，我家在部队大院，我们楼每天24小时都有热水”。
司机把他送到家楼门口，他庆幸这会儿是冬天，楼下、楼道都没人，三步并两步冲上了楼，进家就直奔卫生间，拧开水龙头最大量。水哗哗地淌着，放了半天，就是没有一丝热气：“我的天啊，今天怎么没有热水呢？从来都是24小时有热水的。”
他扒着窗户看看楼下，一边叫，一边挥手，司机在从车里拽出那两块垫坐的臭木板子，正往垃圾箱里扔着，根本没往楼上看，关上车门就开走了。
他只有将就着用凉水冲洗。认了吧！他又急又恼地洗了个冰水澡，根本就没觉得冷。
浴液、香皂，抹了一遍又一遍，总算把身上的臭味除掉。脱下的制服反着卷起来早扔到了一边，身上的澳毛制服毛衣真是舍不得扔啊，又厚又暖和，比以前部队发的暖和多了。他把制服毛衣拿到喷头下，蹲着揉啊，两只手都冻红了，那揉不尽的屎汤子，都渍在毛衣缝里了，怎么也洗不出来了，只好把这些臭衣服装进塑料袋，扔到楼下垃圾箱了。晚上他老婆孩子回家的时候，他也没好意思说出掉进粪坑的事。
第二天上班，他一进分队大门，大家都憋不住地笑：“你搞的啥子名堂嘛；列队报完了数，就把你自己先丢了！”“在洗浴中心洗了几个小时啊？”“差点当了烈士，还找不到遗体吧！”
他平时总是耷拉个脸，见了肉饽饽都不会乐的人，这会儿红着脸也笑了。
不过，打那以后，教导员也有点变了，每次集体行动，他不再要求我们列队集合，立正、稍息、报数。
每当说起这件事时，他会叹上一句：“是啊，掉进粪坑了。”教导员的语气平静，但意味深长，我们懂。
烤串憨小子
2003年，我们接到群众举报，在北京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新发地门口，有个露天烧烤点。一个十八九岁的毛头小伙子，看准了此地人流量大，好赚钱，每天都在这烤羊肉串。
队长刘堃带领队员，开着依维柯，后面跟着拉货的小解放卡车，直奔烧烤点。货车箱里备着一个大水桶，还有几个塑料水壶，是浇灭炭火用的。
执法车离烧烤点还差十几米时，烤串小伙子就发现了，他的第一反应是抱起肉串箱子就跑！炭火铁皮烤箱就不顾了。这物件十几块钱就能再买一个，而肉串比烤箱要贵得多。
他沿着大马路跑，毕竟抱着肉串箱子跑不快，我们执法车一脚油门就撵上了。
刘队把烤串小伙叫到一边，向他宣传露天烧烤的危害以及处罚条款的法规。小伙子听得点头称是：“我改，下不为例，不会再招惹群众举报了。”罚钱没有。我们明知烤串挣的大票都在他的衣兜里，但不能搜身翻钱。
队员们把肉串箱装上货车，铁皮烤箱红红的炭火被水呲出青烟直往上窜，我们让他收拾干净地面的肉串签子。现场清理完毕后，又奔向另一举报点。车还没开到，就听到电台呼叫；那个新发地卖烤串的又支上了烤箱，冒起了油烟。
我们听了挺生气，赶紧到地，把案件处理完，掉头又回新发地。
小伙子热火朝天地叫卖着，见执法车又来了，烤箱上没熟的串，也来不及抓走，抱起一个小点的肉串箱飞奔进了黑暗的胡同。队长示意收拾烤箱上滋滋冒油的肉串儿，又提来一壶水浇灭，赶紧装在货车上离开了。
夏天的人们，都喜欢走出家门在路边凉快地喝点啤酒，吃点烤串儿，解馋的时候，就不去想空气污染的事了。所以，在我们这个辖区，就有七八个露天烧烤点。
电台闲不着地呼叫，举报人大多是附近居民，油烟刮进谁家，谁也不乐意，也不时有烤串人争地盘互相恶意举报的。打举报电话的人，经常也会气哼哼地拿着城管撒撒气，都盼着城管快点到，把烟火灭了，摊贩被扣了罚了，既能解决烟呛，也能败败心火。
那些年，很多人还不熟悉“雾霾”这个名词，不知道有多大的危害，就知道怕烟呛，怕得癌症。
可是，近些年健康知识越来越普及，人们知道烧烤类食品不利于健康，还是忍不住馋，喜欢吃烤串。
我们夜班铁定的闲不住，一处又一处挨着个儿地查扣，一边安慰并承诺着举报人我们到达的时间。处理完了这个，电台又呼叫，批发市场烤串又出来了！我们都烦躁了起来。刘队长决定兵分两路，留下几人处理这边的案件，他带着俩人，直奔新发地。那小子又抱着烤串钻黑胡同了。他尝到了钻黑胡同的甜头。没办法，我们只能查扣第三个烤箱，灭火装车。
当第四次电台呼叫时，我们都觉得这小子要疯，他怎么备了这么多烤箱应对城管查扣？队长让我们堵胡同，深一脚浅一脚咕咚咕咚地走在胡同里。黑乎乎的，路不熟，想罚想扣，想什么都没用，连个影子都没找见。
还有第五次。我们红了眼地把他堵在胡同里了。他怀里只有个小肉串箱，那只储藏用的大号肉串箱他们都会藏匿在隐秘的地方，不会被轻易找到。我们轮番训斥他，他态度特别好，坚定诚恳地保证绝不再烤！不管他如何发誓，第五个烤箱必须没收，灭火装车，走人。
已经下半夜，我们快下班了，大家开始脱下制服换便装。电台又叫开了，新发地……他奶奶的！这孙子是真疯了。谁饶了他我们跟谁急！罚无赦！队长说：“俩车全体出！早去早回，罚钱是过嘴瘾，就是把他送给警察也没用，他就是故意折磨我们。”
车到站，远远地就见那小子双手交叉在椅子上稳稳地坐着。嘿！好小子，这回连他娘的跑都不跑了，车停跟前，连理都不理。
我们下车把他围了。嗨呀呀，他竟然是坐在椅子上睡着了！看着他熟睡的憨相儿，大家都面面相觑。扑哧扑哧地笑了出来，这一大晚上，他抱着肉串箱子，急窜了五趟，肯定是累的！白天买肉，忙着穿生肉串，晚上烤串挣钱，都下半夜了，他的确是困的。
刘队长俯下身，拍拍他肩，惊醒的他，慌忙起身，下意识地用手去抓肉串箱子，队长笑了：“睡得这么香，还想跑？行啊小伙子，一晚上折腾我们六回，你家‘库房’还备着几个烤箱？去都给我拿出来！……你是怎么保证的？是跟我们杠上了对吧！”“大哥，我是保证了，我以为这么晚了，你们怎么也不会再来了。都扣了我五个烤箱了，你们也该下班了，所以，我才烤的。”
终于下夜班了，我们都特累，每天跑不完的腿儿，接不完的举报，清不完的烤串摊儿。
对烧烤野摊儿的处理，只是城管执法中露出的软肋其中之一根。
有人说：城管和小商贩是天敌。我不这样想，小商贩并非都是我们的仇人。今天这孩子跟我儿子年龄差不多，烤得可气，逃得可恨；累得可怜，训的他顺从，睡着时那个憨憨的样儿，真叫我们哭笑不得。
他从老家出来，只想多挣钱，并没想拿刀和城管拼命。不到二十岁的孩子，上半夜连惊带吓地跑，熬到下半夜，真是困乏了。本想着城管不会再来，已经扣了他五趟了，也够累的了，他做梦也没想到，城管又来了。
卖花的母女
有一天，我和丁子平在街上巡查时，发现马路边有个妇女在卖花。这个女人很年轻，也很瘦小，她的面前摆着两个大筐，一根扁担，筐里头叠放着盆花，她把这些盆栽的花都搬到地上，准备出售。
不过，我们从未见过这个女人，看来她是第一次到这里卖花。我知道她是从南方过来的，只有南方人喜欢挑着担子，流动性地售卖。
我们本能地走过去，想劝她尽快离开。只见这女人的腰上绑着一个白色尼龙绳，另一头拴在一个一岁多点的小姑娘腰上。小姑娘刚会蹒跚走路，但只能走在妈妈白色尼龙绳子的方圆半径里。她自由地站起来又坐下，满屁股沾的都是土，捡个小石头什么的自顾自地玩着。
妈妈张罗着在低头卖货，小姑娘站起身仰着脸看着穿制服的我们。像看身边匆匆走过的路人一样，没反应。一转脸又往路边的树坑走去了，她忘了妈妈腰上和自己腰上连着的绳子，径直地下了树坑。小脚踩不稳，一屁股坐在坑沿上。我赶紧下手从背后搂住她，把她提了起来，拖着绳子，把她送到妈妈的筐前面。小姑娘觉出我是生人，又蹬腿又咧嘴地哭闹着。
她妈妈吃惊地抬头看到了我们，紧张得脸红了。旁边买花的人都笑了起来，我也笑着说:“拴着孩子就觉得安全了吗？”孩子的妈妈说“摔个跤倒没什么，就是忙起来的时候怕小孩子走丢了，所以才拴着的。”我说“孩子太小了，大热天这么跟着你多受罪啊！走都走不稳呢，要是栽个跟头，摔坏孩子可怎么办？快回家吧，别卖了，这里是不能摆摊卖货的。这么多流动的人，你摆了一地多挡道儿啊。”丁妹妹在一旁照相取证。
小姑娘仰着胖乎乎的小红脸蛋看着我，听着我数落她妈妈。
妇女弯腰抱起小姑娘站在我对面。我说：“这孩子养的多结实啊，乖乖的好养活又不娇气。”“我们在乡下的孩子都好养着呢。”小女孩盯着我看也不吱声，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我低下头抚摸她胖乎乎的小手，掰开微握的小拳头，小指甲有点长了，镶在指甲缝里有一圈小黑泥，满手都是土。“宝贝，回家要先洗手啊。”我声音未落，她突然扬起手臂朝着我的脸，自上而下，垂直着挠了下来！
这一挠迅雷不及掩耳，那精准的方位，稳、准、狠地表达了从心里对我的恨！我惊得侧仰着脸，躲开了小姑娘的袭击。我想，她是因为我说她的妈妈了。虽然听不太懂，但是她知道，我是不让她们在这里卖花的。丁妹妹拉扯我，小声提醒着：“躲远点吧，这孩子可是真敢挠啊。”
卖花的妇女不好意思，脸涨得通红，搂紧了她的双臂，大声呵斥着：“这娃儿怎么敢去挠阿姨呢？妈妈不要你了。”那小姑娘眼圈红了，嘴撇着，瞪着我。显然第二轮对我脸部的空袭在她的心里已经是笃定的了，如果她妈妈不搂着，我必是在劫难逃。
为了安慰小姑娘，我走向身后的报刊厅，想买瓶冰镇饮料。妈妈急了：“大姐，不要买，怎么能让你买呢，”我说：“她喜欢喝什么味的啊，快说吧，别买错了。”妈妈笑着说：“那就冰绿茶吧。”
我握着这瓶冰镇的绿茶，权当伸出了橄榄枝挥动到小女孩面前，妈妈不好意思了。小姑娘的眼睛一直盯着我手里的冰绿茶，一秒钟都没有离开过。这会儿，她的眼神像诺亚夫妇放出的鸽子。
尽管如此，我还是和小姑娘保持了安全的距离，把饮料递了过去。妈妈按住她接瓶子的手：“先叫阿姨，再喝！叫啊？”妈妈又说：“亲阿姨一下吧。”小姑娘身体向我倾了过来，真的亲了我的脸。她怯生生地从嘴里飞了一声“阿姨”，瞬间抓走了瓶子，我试着伸手帮她拧开了盖子，天热，水凉，她吸着冒出的雾气，咕嘟咕嘟就喝起来了。
喝过冰绿茶的小嘴唇湿湿的，凉凉的，沁到我心里。可爱的小鸽子！丁妹妹拿出手机照下的这张照片。我们构建的“诺亚方舟”算是可以交付使用了。
我随手帮她妈妈解开了腰上的绳子。她妈妈就地转了三圈一拽就开了，是个活扣。妈妈将解下的绳子一圈一圈地挽在手臂上，像收渔网一样。我又去解开小女孩腰上的绳子，是个死扣，解得很费劲儿。她毫无戒备地任凭我摆弄，我问：“为什么两人的绳扣不一样？”妈妈说：“万一遇上了偷孩子的坏人，解绳子就不会那么快，不会那么容易地偷走孩子了。”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了：“嗨，找个正规市场去卖吧，孩子能安全些。”女人点着头听了我的话。准备离开时，犹豫了一下，她说，“还是系上走吧……”
她一手扶着肩上的扁担，一只手牵着小女孩儿。孩子被扯着，拧着身子往前走，还没忘往嘴里送冰绿茶。
我们满怀惆怅地望着她们，这为人父母的艰辛，孩子什么时候才能理解呢。这么小的孩子，跟随着父母风吹日晒的，以后要是能懂得自觉遵守城市的管理去经营该多好啊！谁愿意得罪他们啊，让孩子在幼小的心灵里就觉得受到了伤害，干吗让那么小的孩子就记恨我呢？
她们走远了，望着她们的背影，我想，但愿这个小姑娘长大后，只记得喝冰绿茶的清凉，别记恨我这个得罪过她们母女的城管阿姨。
城管阿姨胜似亲妈
2010年夏天，在大队马车售货专项整治行动中，有个卖西瓜的夫妻，在卖瓜车被城管扣了以后，抱着个婴儿，走进我们分队办公室：“没钱！要罚恁就把这孩子当款收了吧。”
我们当时并没把他们的话当回事儿，各自忙碌自己手头的工作，这对夫妻就趁机把孩子放在了楼道的拐角处，然后迅速离开了，当我们发现婴儿以后，觉得事态严重，马上派队员四处追赶，却寻找无果。
教导员刘堃把孩子抱到办公桌上，看着桌子上可怜的婴儿很不是滋味，这么多年，因为摊贩抗法耍赖，很多执法分队都遭遇过摊贩把婴儿扔在城管队里的堵心事儿，骚味冲鼻子的襁褓和哇哇大哭的婴儿都让我们既烦心又大伤脑筋，谁都怕出事儿担责。这是他们的撒手锏，处理起来十分棘手。用这一招对付城管的确有用，终归不是每个摊贩都抱着婴儿摆摊卖货的。但是这次扔下的婴儿，却不一样。婴儿身上包裹着一个小毯子。头部贴着一块输液以后遗留的白色胶布，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患病的孩子，刚刚从头部输了液，襁褓中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谁都不愿意摸这个孩子，面对这个小病孩儿，男队员不知所措，女队员也不知如何下手，不敢轻易动这个孩子。
队员贾姐走到桌子前抱起了婴儿。别的女同志说“你别动啊；这个婴儿又脏又味儿，还有病，到底是什么病，谁也不知道，万一是传染病呢？”贾姐说：“这么小的孩子，又有病，爹妈把孩子一扔，就不管了，够狠的，多可怜呀！我不怕传染。”说着抱起孩子悠着抖着。孩子开始哭闹，她打开包裹看看拉屎撒尿了没有，这才发现是个女孩。还没有尿不湿，孩子屁股上夹着一块尿布，她回到宿舍拿自己的衣服，给孩子当尿布，为了节省，还把柔软的手纸和尿布混搭着用。
有人说：“要是个男孩，他们的父母就不会舍得扔了。”还有人说：“这对夫妻真狠心，把孩子丢下就走。在国外，这是犯罪行为，遗弃罪。”大家不停地议论。
刘堃教导员在思考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因为他的孩子也和这个婴儿差不多大，就自然联想到这个孩子急需的用品。他看到孩子身边连一个奶瓶都没有，就一边让大家继续联系她的父母，一边让两位大姐到商场给孩子买了奶瓶、奶粉、毛巾、脸盆、尿不湿和一套小衣服。
到了晚上七八点钟，病孩子的家长还没有回来，也没有任何消息，刘堃教导员担心夜晚孩子发病，他决定开车让两位大姐抱着，把孩子送到医院。
他们开着执法车到了731医院，进了儿科。医生询问着孩子的病情：“你们谁是孩子的父母啊？病了多长时间，有什么症状？”
“不知道。”
“谁带着输的液，输的什么药？剂量是多少？”
“不知道。”
医生说：“这病没法看，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教导员讲了孩子的来历，请求医生无论如何检查一下，给予收治。
经医生初步检查，婴儿得了心脏病。这下大家更着急了，稍有闪失，是要出人命的。他们乞求医生收孩子入院，哪怕在医院观察一晚上都行。如果孩子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住在医院观察室里还能说的清楚。他们求请着医生理解我们的难处。仨人说了一大堆的好话，医生还是不接收，说：“我们不知道孩子输过什么药，用量是多少，万一出事，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从731医院出来，无助又无奈的他们又去301医院。301医院的病人太多，等了两个小时才看上医生，谁知，医生以同样的理由拒收。
从301医院出来已经是夜里1点了。教导员决定，让两个女同事带孩子，住在卢沟桥宾馆过夜。
孩子离开了母亲，本身有病，加上在陌生人的怀里，就不停地哭，一会儿尿，一会儿拉，一会儿喝奶粉，还要喂水。尿布还要省着用，拉了屎就直接扔，用软纸擦完，还要用温水洗屁股，两个女人忙活了一宿。这一夜，她们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第二天早晨，领导派人送早餐来了，这会儿才想起来，昨天晚上忙的他们全忘记吃饭了。早饭后，她俩又抱着孩子回到分队。
孩子的父母仍然没有消息，今后该怎么办？贾姐说：“要是实在找不到孩子的父母，孩子可能真的是被遗弃了。我就抱回家收养，给她看病，把她养着给我当闺女。”
10点多钟的时候，小商贩夫妻竟然来了，一进办公室，看见城管大姐抱着穿着新衣服的孩子，桌子上还放着买来的奶粉、奶瓶等一些婴儿用品，都装在脸盆里。他们迎过孩子，看着孩子从上到下，从头到脚，能擦能洗的地方，城管大姐都给整得干干净净，比她扔在办公室之前干净多了。
孩子的妈妈哭了:“你们待她比我这个亲妈还好。”夫妻俩感谢着，保证以后守法听劝，不会再和城管对着干。
马车啊，你别进城
每年入夏，北京市区的一些二级、三级马路上，就会出现一辆辆拉着西瓜、水果，沿街叫卖的马车。这些人不光无照经营，车走了以后，还会遗留下大量的果皮、马粪和马尿等垃圾。严重影响了市容和环境卫生。
马车与机动车不一样，马有思维，有情绪，不是人能够完全掌控的，受到外因的干扰、遭到惊吓，马就会有危险动作，后果是不可预料的，对人身安全有很大的威胁。马车也不能被红绿灯控制，想逆行，一勒紧缰绳，就地转弯，比机动车灵活得多。因此，进城的马车是我们查处的重点之一。
有一天中午，我们的巡逻车刚从大路上拐过来，就看见路西停着一辆马车，车上满是西瓜、白金瓜，还坐着两个10岁左右的孩子和一位妇女，马车夫正在叫卖。队长拿起电台，呼叫分队的朱组长。让他开着三轮挎斗摩托车前来支援。
我们刚要下车制止，就被马车商贩看到了，他慌忙赶着马车，就地来了个180度的大掉头，不顾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车流，扬鞭朝南狂奔起来。为了不让马匹受惊，伤害行人，我们并没有急着追赶，而是离得远远的，进行跟踪。
三轮跨子到了，很灵便的就到了马车跟前。他也和马车并排骑着，劝着，让他别激动，停下来说话。我们的执法车和三轮跨子把马车圈进了一片拆迁工地。工地刚刚清场没有人，我们乘此机会赶上了马车。马车商贩很生气，他大声嚷着：“你们还真死追着我不放啊，都追到这儿来了。我没钱，要罚钱没有，要命就一条！”
我们依据法规耐心劝导，他听不进去。根据多年的执法经验，要想让车主心服口服，只能带回队里说服教育。
人回分队，马车也不能扔在这里不管啊。车主为难城管，死活不肯赶着马车去分队。可是，我们都不会赶马车，怎么办？大家面面相觑。这位队长曾经当过兵，他们部队挨着骑兵团，他喜欢到骑兵团去观看驯马，有时候还骑着马比画两下。他自告奋勇：“我来试试吧。”他爬上马车，“得儿、驾、喔、吁”地赶着。马车咕咕噜噜地上了马路。车夫的老婆孩子在马车上摇晃着，目光呆滞地看着我们的执法车慢吞吞地跟随其后。
盛夏的中午，骄阳似火。赶马车的队员，就那点驾驭马匹的经验，我们都替他悬着心。不到四公里的路，整整折腾了半个钟头，紧张得衬衫前胸和后背都被汗水湿透了。街上的行人看着城管人赶着马车都觉得新鲜，还一个劲儿地吆喝，笑着、叫着起哄。
等回到队，已经下午1点多了。马车刚停，马就地撒了一大泡尿，冒着泡的黄汤浸了一地，那骚气就着地上的热气直往上冲。
车上的两个孩子嚷饿，队长就自己掏钱买了矿泉水和烧饼给他们娘儿仨吃。这时候我们才发现，马车夫竟然不见了，娘儿仨拿着吃的也走了。
看着马车我们犯了难。这马车谁给看着啊？吃草喝水上哪找去啊？大伙商量着，先端来一盆水，给马喝了，马喝完水，甩着尾巴又拉了一堆马粪，满院子又骚又臭。看着马疲惫的样子，我们更犯愁了。拿什么给它吃啊？马在我们队里要是出了毛病怎么办啊？万一要是马死了，我们要担责任的！这匹马得赔多少钱啊！
中午吃完饭，队长就派人开着车赶紧找那个马车商贩。眼看着天晚了，上夜班的队员都来了，马车商贩还没找着。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天这么热，马该怎么过夜！
我们心里正窜火着急时，车夫和老婆孩子站在了分队门口。队长心里暗喜：“活祖宗啊，你可回来啦！”赶紧把他们拉进办公室。请他们观看分队橱窗里展示的有关处罚条例和规定。并且告知他，念他是第一次接受处罚，按低限处理。以后再干就要从重处理，并让他写下保证书，签上名字，按上了手印。马车夫本以为要遭到训斥和重罚，没想到城管人是这么宽厚，一直强硬的态度也缓和了下来。诚恳地对我们说：“我不对，我以后再也不赶大车进城来了。”
发表在《首都建设报》上的报道
还有一天，在东铁营地区，拆除违法建设工作刚刚结束，城管杨队长开着皮卡车，送主管城管工作的主任回办事处，车刚开到办事处门前，就看见一辆马车在公路上卖西瓜，两位领导停下执法车，示意车夫下来接受检查。马车夫怕挨罚，不配合，故意操纵马车冲向执法车，当场将执法车的侧前脸刮得面目全非。冲撞以后，迅速逃跑，眼见执法车辆受损，不能让肇事马车一逃了之，两位领导随即徒步追赶。
马车在公路上逆行逃跑，是小商贩们的杀手锏。两位领导飞奔着追赶，车夫见状，抄起车上的西瓜，猛地砸向追赶中的两个人，他们左躲右闪地避着砸过来的西瓜继续追赶。眼看着他们即将窜上马车，一个西瓜砸向了办事处主任，在他躲闪之际，错过了翻身上马车的机会。杨队长只身抵近，翻身蹿上了马车。
飞奔的马车载着被挟持的城管队长。在公路上继续逆行，马车上的西瓜颠得轱辘辘地滚落在地。公路上的汽车司机，惊得靠边躲避。辅路上的电动车，自行车和行人都驻足观看，都以为是在拍电影。
赶马车卖瓜的是兄弟俩，哥哥驾车，弟弟卖货。弟弟见甩不掉杨队长，急红了眼，抄起台式秤要砸跨在车帮上的颠簸着的杨队长，杨队长也急了，厉声呵斥：“你要是敢砸我，你就犯罪了！”这一声吼，管用了，他还真的收了手。弟弟扭头问车夫：“大哥，你说咱们怎么办啊？！”
杨队长缓着声调劝说：“你们千万别跑了，牲口跑急了，你是控制不了的！赶紧停车！你们会撞伤行人的，如果撞了人。你可就惹上大祸啦！”
而他哥哥还是听不进去，继续狂奔。这时，马路上的人看出了问题，急忙拨打110报警。
当警车鸣笛追赶上来，警察用喊话器呼叫马车停下，马车夫不仅不听；还赶着马车执意继续冲撞！警车车门瞬间被马车撞瘪了，马车也被别在了路边动弹不得。最终，车夫兄弟二人被警察从马车上拽了下来，押上了警车。后来据说年长的哥哥被判刑6个月。
至此，马车挟持着杨队长从沙子口，到大红门服装城，已经逆行跑出了惊心动魄的5公里。
每次想起这件事，杨队长都感到很后怕。如果马车在逆行颠簸中，无论摔伤谁，撞上谁，都将是悲剧。
如果在被挟持中，未采取震慑，呵斥，制止对方伙计打砸过来的台秤，不但造成自身伤害，还会加重他们违法犯罪的量刑情节。如果没有平时丰富的执法经验，就不可能冷静果断地终止马车夫兄弟二人的犯罪动机和犯罪过程。
马车进城危害大，为进一步加大城区环境秩序管控力度，有效治理马车非法上路、无照经营违法行为，推动街面环境整治扎实深入开展，根据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李润华局长指示精神，丰台城管大队决定近期对丰台区槐房西路某大院内马车聚集窝点实施联合执法清理整治。
通过非现场联合执法，清掏窝点，教育、震慑惩戒违法相对人，有效控制马车非法上路的无照经营违法行为，昭示政府坚决打击取缔各类环境秩序非法行为的决心，努力实现城区环境秩序明显好转，治安秩序有效改善的工作目标。
城管执法大队姜东升队长提出，必须转换工作思路，不能在大街上规劝和驱赶，整治的环节要提前。马车进城早，出城晚，必然住在距离城区不太远的大车店，只要找到他们聚集的大车店，就可以集中整治。大队领导做出部署，由副大队长高银生担任现场总指挥，开始了寻踪马车的行动。
老辈人都知道，什么叫大车店。今天城里的年轻人，可能很少有人懂得。大车店需要大的院子停马车，装车倒腾货，还要有马棚子供马吃草、喝水、休息，以及存放饲料的房子。除了马车夫睡觉休息的房屋，还要有吃饭、洗澡的地方，过去的店都有规矩。其实，今天这里就是容留马车帮驻扎和聚集的地方，城里的楼房区是不可以做大车店的。我们这里暂且称它为“大车店”。
王国伟副队长和几个同事承担了侦察任务。通过跟踪调查，他们发现，在丰台区槐房西路有一个农居混杂待拆迁的居住区，已经悄悄开了五家马车驻扎点。租金应该不便宜。所以店主和住店的，都坚守着这个挣钱的堡垒。
2012年5月25日凌晨两点，是人们熟睡的时间，跟踪的城管队员们换上了便衣，扒着院子的围墙，数着五家马车驻扎地各有多少马车。有多少马桩子，就有多少匹马。为了说清楚情况，他们还绘制了地图，把五家大车店的房屋结构、地形特点、车马和车夫房间的具体位置都标注得清清楚楚。为下一步集中清理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白天城管队员先在马路上进行取证，因为取缔困难；只有等到清晨，当第一辆马车驶出院子，候在村口50米以外的便衣城管打开摄像机，全程跟随，录制他们从出来到上马路，行驶到售货地点，卖出第一份货物的完整过程，作为证据材料。
当取证的录像资料和夜间侦察绘制的地图上报后，城管大队领导召集相关部门，会商通报情况，部署清理整治行动，决定立即组织力量清理。经过大队领导班子会议决定，由大队长姜东升牵头，在副大队长的具体指导下开始行动。虽然只是对付马车帮，却像打一场重大战役，调兵遣将，周密部署。
指挥中心协调10多个分队，抽调来了100多名城管队员，公安和交通警察60多人，保安协管50多人，开始了联合执法行动。全体人员徒步进村，到达指定地点。
又是凌晨两点，槐房西路宽敞的公路上，集结了各种执法车辆和吊车、大型运输车。放眼望去，停满了长长的一条大街。
由侦查取证分队引领，人员分别进入五个大车店。最远处的编为五号，按距离依次编号，进入时保持5，4，3，2，1的梯次顺序，撤离时也需要按这个顺序。这是为了防止店主、村民和马车夫他们堵截村口，造成执法人员被围困。各执法队分片到位后，所有执法人员，统一使用手持电台报告和接受总指挥的指令。人员部署到位，行动即将开始。5号院距离最远，最容易出问题。特地派经验丰富的副队长王国伟领队。
行动一开始，就惊动了睡梦中的马车商贩，他们冲出屋子吵吵嚷嚷直奔马车，想阻拦执法人员的行动。副队长王国伟利用我们人多的优势，迅速招呼队员挽起手臂站成人墙，隔离了马车商贩，护卫着推车组撤出。我们采取的是先制服，后便衣，公安断后的工作方案。因为有警察们的配合，马车商贩们就没有过激行为的发生。
5号院是非法车辆最多的一个院子，当五辆马车被推出院子以后，警察掩护城管队员安全离开，并迅速关闭了大铁门。
终于，所有执法人员安全离开了村庄。吊车把马车全部吊上了大型运输的平板车。当槐房村的人们还在熟睡的时候，我们集中整治马车的行动已经结束。
“平安夜不平安”
12月24日是西方的平安夜，本来中国的传统习俗中没有这个节日，中国人也不过这个节。但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文化也悄悄在青年中开始流行，不少中国人也过起了这个洋节，精明的商家更是推波助澜。
2007年平安夜这天，上午我们在六里桥南里地下通道曾暂扣违法销售的小动物，但由于摊贩反抗激烈，我们当时就退还了。下午一上班，李琦组长就带着队员们又去了地下通道，因为那里是重点地区。几年来，地下通道上下经常聚集很多商贩，卖什么的都有，烟熏火燎的味儿老远就能闻到。
远远地，我们发现前面一大群人在围观。走近一看，我的老天爷！满地上都是小动物的尸体，小猫，小狗，小兔子；宠物鼠……还有许多被踩烂的宠物笼子。大家都愣了，互相望着：“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还没有醒过闷儿来，就被在现场的各大媒体记者的长短镜头和社会群众团团围住。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会长卢狄女士也在现场。“就是这些强盗城管干的！”人群中有人大喊：“小猫，小狗都是他们弄死的！”“他们又抢又夺；边走边踩，用脚跺死的这些小动物！”“这些畜生！”“丧天良的城管！”“断子绝孙的城管！”“把他们也都摔死得了。”记者把摄像机，照相机对准了我们执法队员，又有一些人高喊：“快说！当着记者的面说清楚！今天不说清楚，谁也别想走！”
此时，记者们一个接一个的开始发问，“请城管队员告诉大家，这些死去的小动物是怎么回事？”“你们在执法的时候，竟然发生了这种事情，不管是谁摔死了这些小动物，你们为什么还要离开？这都是为什么？”
面对愤怒的人群和混乱的现场，我们来不及陈述全部的事实和经过。李组长只是大声申辩：“不是我们干的！我们没有摔死小狗，更没有踩死小动物，这不是事实！”
一个队员急了，摘下帽子，冲向人群中一个售狗女商贩：“你说，你敢向天发誓，你没有说瞎话吗？你说！是谁摔死的小狗？到底是谁干的？！”
记者们顿时把摄像机，照相机扭过来又对准了这个女商贩，那个售狗女摊贩看见愤怒的群众惊讶地盯着她，很恐慌，叽叽咕咕地说：“前面那些是城管踩死的，后面有我摔死的。”
有群众质问她：“你怎么那么狠心，你也下得了手？”
其他商贩跟着起哄，“废什么话，是城管先他妈踩死的！”
卢荻会长问：“装车时有没有使小动物受伤？”“你们在执法过程中有没有动过手？有没有过激行为？故意刺激相对人？”
李组长告诉大家：“这个女商贩不听劝导，我们不得以才暂扣了小动物。她追上执法车，抢走两只小狗当场摔死。为了保证车上小动物的安全，平息她的过激行为，我们连忙把货车上暂扣的小动物卸下来，还给了她。当时，都是活的好好的。”
一个队员补充说：“当时，我们暂扣了5只笼子，装的都是猫和狗。现在地上死的有小仓鼠、小乌龟，这都是哪里来的？到底是谁干的？”
站台附近无照经营的小贩称：“小动物都是被城管队员摔死的，平时执法就总有冲突。”
“这是小商贩以虐杀小动物来抗法，栽赃，把这盆污水泼向城管！”城管人员的解释使一部分群众冷静下来，有几个善良的路人，嘴里念叨着：“可怜啊，享福去吧……”把地上的小动物尸体一只一只地收集起来，放到纸箱子里。在路边的绿化带里挖了坑，把它们埋在了小树的下面。还用灰土撒在了地上，掩盖着血迹。但是，大部分人并不相信，依然吵闹、咒骂。
城管队员的话，也使记者们冷静下来，他们把话筒对准围观的人群和扎在一堆的商贩们，希望找到目击证人，特别是在现场看见执法全过程的人。看谁能站出来说清楚当时的情况。
现场并没有人站出来作证，只有贩卖小动物的商贩，混在人群里呼喊：“还要什么目击证人？现在，当事人都在场，有小猫小狗的尸体做证。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种场面也没人相信城管的话，百口莫辩，人们啊，都是喜欢“认假，不认真！”这黑锅城管背上了。
我们气的脸色都变了，幸而有德高望重的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会长卢狄女士在现场，幸亏有记者们的摄像设备阻隔，还有众多的记者，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冲击，引发更大的骚乱。
李组长果断决定，请报社记者们和卢狄会长赶紧离开纷乱的现场，回到分队接受采访。回到分队的办公室，所有执法组7个人都站在了李组长的身后，记者们架起摄像机，照相机，对准组长开始采访。
李组长告诉记者：“这个妇女是个老摊儿贩，与我们打交道多年。今天上午，我们在巡查中发现一名中年男子私售宠物。我们劝离，他根本不听，只好将他的货物先行暂扣。他上前阻拦，我们说服了他，把小动物装了车，让他到分队接受处理。
“就在这时，这个妇女突然冲出，从执法车上抢回两个装小狗的笼子。她声称‘宁可摔死也不给你们’，随即扬起手中的小狗，恶狠狠地砸在地上，当场摔死。
“事发太快，我们没来得及阻止，都被眼前的场景惊着了，吓得腿脚发软。我连声说：‘别摔了，别摔了。我们走不行吗……’‘快让他们把车上的小狗，还有兔子，小猫都拿走吧！’我想，这也许是当时能够拯救无辜小动物，阻止小商贩虐杀的唯一办法。
“我们立即退还暂扣的小动物，赶紧招呼队员，离开现场。我们惊魂未定地离开时，商贩停止了作恶。当时，让他们拿走的三只猫狗都是安好的，没有被摔。”
记者们听后，问道：“他们是靠这些小动物赚钱的，怎么舍得摔死呢？”
李组长接着答道，“这名女摊贩姓刘，是河北农村来的。曾在2005年就干过摔死小动物的事儿。当时我们把她卖的小动物暂扣到队里，她来到分队以后，我们以为她是来接受处理的。没想到，在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她闯进了办公室，冲向码放在角落里的小动物笼子；提起来就往外边跑，一边跑，一边撕裂笼子；拽出小猫；挨个摔死在分队的院子里。
“转瞬之间，眼看着小猫连哀嚎的时间都没有，在地上抽搐几下就断了气……我们赶紧冲出去，制止了她的恶行，避免了屋里其他小动物的厄运。将她驱赶出分队院子后，对她宣布了罚没处理的决定，由原来的暂扣处理，改为罚没处理。法律文书被她当场撕碎。被摔死的小猫和鲜血粘在地上，是我们队员用铁锨铲起来，包裹在报纸里，放在垃圾车上的。
“从此，她消失了一段时间。没想到，今天又故伎重演，而且越来越激烈，她想把事儿闹大，丑化城管形象，达到抗拒执法的目的。利用不明真相的人，颠倒黑白，搬弄是非！”
李组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完了，记者们仍然心存疑虑。他们问：“今天你们去了几个人？现在都在这里吗？”“这些人都是，都在这里呢！”有一位记者提出：“请你们把脚抬起来，让我们看看行吗？”
这是记者要当众查验我们的鞋底有没有踩过小动物的痕迹。也是为城管人洗清冤屈，还个清白的机会。李组长带头脱下鞋子，也叫身后的队员们都脱下了鞋。记者把镜头贴近鞋底，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照了个够。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之后记者便继续发问：“狗商贩是以卖狗为生的，把狗都摔死了。不是连老本都赔光了吗。还拿什么赚钱呢？”
“是他们对城管执法不满，摔死狗只是抗法的手段。”李组长说：“其实，我们在现场是人性化的文明执法，我们都有执法的摄像机，记录了执法的全过程。有许多执法情况我们队的王姐都拍了录像，写了报道，在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播放过，在各大报刊也发表过。”李组长让我找来资料，给大家看。
卢狄会长只是安静地听着，翻看着资料，她问：“现在你们在执法中暂扣的小动物都是怎么处理的？”
李组长说：“有的上交大队，有的送给好心人领养。丑点的，没人要了，我们分队就自己养着，食堂有点剩饭就够了。我们的伙食费是大家平摊，大家都没有意见，就养着呗。”
副队长又补充说道：“小狗长大了，能看家护院，我们不用再担心夜里小商贩翻过铁栅栏来偷罚没物品了。盗抢罚没物品的小商贩们也不敢来了。但谁也想不到，为此；我们还被举报了，说城管养恶狗！吓坏路人。我们还接到督查传唤谈话，要求我们立即处理，消除群众影响。我们赶紧把狗转送到远郊区县去了，那只狗叫‘小黄’。养过小狗的人都知道，狗通人性，送走的时候，我们怜惜狗的队员们都挺难受的。”
副队长和李组长你一句他一句地给记者们讲述着。听完后，记者们收起机器都走了。
我们送卢会长出来的时候，她说：“希望你们以后在工作中，尽量避免伤害小动物，如果有不好处理的小动物，就送到我的救助中心去吧。我把电话留给你们。”
这一整天的紧张应对，终于消停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第二天，北京城的许多报纸在醒目的位置，同时登载了丰台区太平桥分队执法的新闻和现场照片。
《平安夜不平安》是很有煽动力的标题。两张大照片，则是可爱的毛茸茸的小狗躺在地上，嘴角裂开了，流淌出鲜红的血，水泥地上还有风干的血迹。文章结论：不管是城管摔的；还是商贩摔的，都不该伤害小动物！
报纸上的报道是客气的，网络上则不同，对残害小动物的指责和对城管的咒骂，潮水般涌来。我们的工作压力、心理压力是常人无法理解的。各级领导的询问，其他分队同事的关心，弄得我们心烦意乱。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队长嘱咐我们：少惹事儿，谨慎查处小动物！尽量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
正当我们感到苦闷的时候，办事处主管副主任张丽了解到这件事以后，特地和她丈夫一起买了几箱水果到分队看望我们，勉励大家放下包袱努力工作。
三个月后，因为聚集了太多的商贩，政府部门又组织了一次有工商局、卫生局、街道办事处、公安局联合执法的大行动，我们又罚没了一小箱小雏鸡，一箱小鸭子。商贩们在鸡身上画了一道道黑印儿，叫卖着：松鼠鸡。买回来养几天。掉了色，其实都是普通的小鸡仔。
我们想起了善良的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会长卢荻老人，给她打了电话，约好见面时间。执法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找到了位于海淀的会长家的小区。
这里的确饲养着不少小动物，大都是流浪的猫狗，老人在楼下高兴地迎接着我们，看见这些纸箱子里的小鸡仔，小鸭子，会长接了过去，并告诉我们，以后这类动物是可以放生的……别的动物还可以直接送到协会在大兴的小动物收容基地。
其实，我们曾经把金鱼、锦鲤、热带鱼，放生在莲花池公园的湖里了。但是小鸡，小鸭子放在公园，还是放在居民区，至今也是令我们头痛的事。
几天以后，卢荻会长派人给我们城管队送来一面锦旗，赞扬我们有爱心，人性执法。这面锦旗是对城管工作的褒扬和鼓励，也是老会长通过摔狗事件以后对城管人的信任和感动！
半年以后，善良的卢荻老会长在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中，作为嘉宾专访的时候，还深情地特别讲述了北京市城管丰台太平桥分队在执法工作中善待小动物的故事。向全社会宣传表扬了城管人。
中国有句老话：好事不出名，坏事传千里。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会长卢狄女士在中央电视台为我们城管正名的事情，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知道的，是至今还在互联网上挂着的“十多只小动物被城管残忍踩摔毙命？”的标题和被摔死的小动物照片。但是，快十年了，卢荻老会长的理解和支持，一直是我们的信念。我们一直奉行以德为先，以善为本的工作心态，每当有商贩遗弃小动物的时候，一律欣然养护和照顾。老队员调离轮岗了，新队员上任了，都始终如一自觉维护太平桥分队的善良传统。
2015年春天，在莲花池公园南门，商贩遗弃的两只小狗被执法的队员们捡回了分队，队员们用纸箱子给它们搭建了一个狗窝。分队的厨师也每天都把女儿给他买的牛奶拿出来，喂养这两只还没睁眼的小狗。队员菲菲拿出自己的工资，和母亲一起将小狗带到宠物医院打了防疫针，给它们买来了狗粮和零食。为的是能让它们健康地成长。我像对待孩子一样，经常给它们洗澡、梳毛。
两只小狗在关怀和温暖中，一天天长大。小家伙们极通人情，见了我们分队的人，都会调皮地迎上去，摇着尾巴撒娇。
彭队听说了小队员自己花钱为小狗打针和买狗粮，很感动。他说：“我的工资高，这些钱还是我来出吧。”
两只小狗每天躲在分队暂扣的三轮车堆里，白天夜里，守护着分队的财产，有生人来偷罚没物品，它们就会叫到我们值班的队员出去查看为止。
分队以前经常有违法商贩夜里趁队员外出接举报，砸开铁门大锁，盗抢三轮车。尽管有几个录像都找到了，我们报了警，但因种种原因，破案很困难。自从去年有了这两只小狗，三轮车等物品被外人盗走的事情已经一年多没有发生了。每天我们爱狗的队员都会把碗里的肉挑出来喂他们，小狗也是每天对我们迎来送往，看见爱护它们的队员，就又扒又跳，叼着裤脚戏耍着，弄得我们的蓝制服都沾上了狗毛，我们谁也没有嫌弃它们，商贩遗弃的小狗快乐地生活在城管分队里。
2016年春节刚过，一个寒冬的夜晚，协管员小杨听见在分队暂扣的罚没物品堆放处里有微弱的小狗叫唤，透过三轮车缝隙，看见了我们养的小狗生出一窝小狗仔，他赶紧叫来吉组长，把小狗一只一只掏出来，两个人忙到天黑，给小狗仔搭了一个窝，放在办公室的角落里。
菲菲的妈妈听说大狗下了小狗，又忧又喜。喜的是，没有人看出来大狗已经怀孕，埋怨我们分队执法工作太忙碌，谁也没有注意两只大狗的繁殖问题。她和吉组长还在半夜里不放心，也从家里开车赶来分队，仔细查看。爱狗的队员们每天悉心呵护着。忧的是，这样下小狗可是麻烦。细心的妈妈嘱咐菲菲快联系宠物医院，预约上手术的时间，等到小狗狗们断奶以后，就要给两只大狗做绝育手术了。
幸运的的小狗们躲过了寒冬，在我们的城管队里迎来了暖春。
拳头比法规管用
那些年，城管进社区的工作刚刚启动，领导安排我负责进十几个社区工作。我每天开着私车，遍访辖区，摸清了与城管相关的情况，逐一解决。
在我们管辖的十几个社区，大多数是普通的居民小区，一进楼门，楼道迎面和拐角的墙上都是黑乎乎的小广告，强力胶粘贴的、喷涂的、刻印的，要想清除，只能用刀子刮，但这样就会损伤墙面，像猫抓狗啃的一样！家家门口都不能幸免。高层楼，他们也会爬到最顶端，在楼梯的台阶上永久地刻印上了“打孔、移机、疏通下水道、社区维修电器”等电话，还有一些廉价的上网包年的竞争电话，五花八门。
我们辖区中有个高档住宅区，住的都是演艺名人和文化人，对物业管理服务水平的要求也较高，就因为贴小广告和喷涂小广告的进入了小区，在每个楼道里都贴上了一些，业主不干了，拒绝交物业费。物业经理来找我，希望帮助他们打击这种违法行为。我开始进社区蹲守、取证、摄像，终于堵到一个贴小广告的违法相对人，他看上去是个十六七岁的男孩。物业经理急得大声说：“罚！让他们单位的领导来，把我们小区的小广告都清刷干净！恢复我们以前干净的白墙！”我们和物业保安围着男孩，让他掏出身份证来，男孩说没有，让他给“上级”打电话，到这里处理问题。电话打通了，对方一听就关机了。那样做没戏，我就把小广告拍照，想把上面的联系电话做停机处理，可是，按程序需要录音取证，城管处罚必须要走法律程序。现在身份已经暴露，对方电话打不通，同样是无法取证。
物业经理问我：“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这小子怎么办？墙上贴的怎么办？”
我软软地摇摇头。按照法规，张贴的人要处罚300元，钱他是没有；问他们已经贴了多少，他们怎么也不会说实话，城管也不能沿着大街去查找核对！到底造成了多少损失？只能按照法规上说的，数数他们手里的小广告，还剩多少张，再套用公式中在什么地段，繁华大街还是偏僻地区，以此计算罚他多少钱。
关于责令他们清除小广告，没有明文规定怎样监督行为人清除，派人看着清理吧，清除两张以后他突然撒腿就跑了……人都跑了，还怎么清除？我们总不能一只手拽着他的胳膊清理吧，或者把他的胳膊拴着一根绳子防止他跑，让他只用一只手干活？那可是“老虎拉车，谁赶（敢）？”
根据法规，无论是罚款和责令清除，哪一条法规城管能用的上？能好使？钝刀剁肉使大劲也许还行，钝刀要是不让剁，况且是让切带骨头的肉呢？
物业经理生气了，弄了半天，你们城管真是废物！这么无用！你们回去等着吧。他和许多举报人一样，对城管和我们执法队员的无能感到恼怒。
第二天，物业经理电话来了：“我们保安又抓着了俩小子，保安还监督着清除，想跑？保安追上就揍，现在揍完了，小广告都扣下了，你们来接走人吧，拿走这些小广告当证据，罚钱去，走你们的法规程序吧！”我们那里还敢去？挨了打的张贴人，让我们去接？取证、罚钱、责令清除？吓死城管宝宝了！我们只好说：“您还是送到派出所吧。”
过了几个月，经理找到我，得意地说：“我们经过自己整治，这段时间，小广告在我们小区基本上消失了，估计他们也不敢再来了。”我很吃惊地问他：“你们用的是什么办法？怎么这么灵？”经理诡异地笑了两声，比画了两下拳头……
不起眼的“大”公司，大到不能倒
我们分队曾经查处过一个涉及十几个小区的违法张贴“××宽带安装公司”的小广告。因为在我们管片，我们找到了这个公司驻扎在某小区的办公地点，是个租的两居室，一进门，坐着几个外地的少男少女，两个办公桌，两台旧电脑，两部电话机。墙角还堆着一些广告牌子和架子。我们核实了证据材料，依法暂扣了一些“值钱”的物品。“办公室”里的几个人很淡定，随便扣，反正这些个东西也无所谓，一点也没有“跑不了庙”的慌张，拉回来暂扣的这些物品堆在我们大办公室里横七竖八地躺着。
案件还没处理，他们一个姓张的负责人竟然在晚上找到了我家。惊恐中我接待了他，他向我讲述，为了和国家电话局竞争客户，他们通过包年方便群众，便宜上网，打破长期的行业垄断。因为廉价地安装宽带线网，赢得了很多客户，生意还挺红火。
他向我哭诉，这些孩子找到一份工作不容易。他才25岁，还有心脏病，小的时候因为家庭破散，挨饿受冻苦难的遭遇，我陪着掉眼泪，拿出两瓶饮料给他喝，直到听他说他们的“公司”现在已经拥有了10万的用户，我才大吃一惊。
事实如此这般清楚，不交罚款，我们可以停机！想处罚，他说没有钱，想暂扣，就有两台旧的电脑和两部旧电话机和广告牌子。如果停机，他的10万用户的售后服务怎么办？客户上网出了问题，要寻求客服帮助解决，如果打不通客服电话，社会群众就会认为遇到了骗子公司，会报警，警察了解到只是因为“小广告”这点破事儿，城管就惹出乱子，招来了社会躁动，城管又怎么办？？？不敢想也得想，醒过闷儿来的时候，我无语了。
最后我妥协下来，无奈之余，他愿意首先清除干净我负责片区这块“自留地”中的小广告，别的地区我也管不了。让他的这几个“跑不了的和尚”们，撤下了十三个小区的横幅，让他带着所有的人，跟着我进社区，用刀刮下楼道里属于他们张贴的小广告，必须尽可能少损伤墙面，并用小塑料袋子把刮下来的残渣装上，然后集中倒入大塑料口袋全部交给我，由我保存。我不仅盯守监视他们刮广告，在居民询问的时候，还得满楼道地宣传法规，让居民了解，不是城管不作为，只是他们胆子太大，想怎么贴就怎么贴，城管没办法。他们干着，我还要抽查一些楼道中的清除情况，直至楼的最顶层。哪里有没刮干净的让我发现，就要连别的公司和个人贴的小广告都归他们清理。
几天下来，累得我走路腿打软！上楼梯都要伸手拽着楼梯的钢筋往上挣着爬。气死我了！这样苛刻地检查，也是我们在处罚不了的时候，能掣肘他们的唯一办法。他们说：只要不罚款，别停机，清广告多累都同意。
当我把两大包的碎广告渣子拖回分队的时候，队领导和同事们都很吃惊，随后帮助我把着两个大包抬起来，置放在大办公室文件柜子顶上保存。然后，我们才把暂扣的电脑和话机还给了他们。横幅广告牌子没收，他们答应以后守法守规矩。
可是，几年后的今天，小区的楼道里他们公司的小广告已经粘贴的一层又一层，依然糊在原处。
白天，基本上看不见这些人。当居民早晨出门看见满楼道张贴和喷涂的广告，才明白是在夜里干的！白天他们不敢贴和喷，因为哪位居民也不会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的，居民们用一生的血汗钱买来的居所，任凭他们糟蹋？谁愿意在如此这般丑陋的楼道里，每天看着堵心的烂广告生活呢。
南夸太，北京牵挂你
2006年春节后的一个夜晚，我陪着同学的孩子在北京电力医院做心电图，急诊室病人多，看到临时添加的病床躺着一个人，一动不动，蓬头垢面，浑身上下那个脏，咧着一半上衣还压在身下。
护士告诉医生：这人“倒卧”在大街上，初步诊断是高烧昏迷，需要尽快处置。医生走近病人，打量着躺在床上的男性病人，年龄不详，看着像农民工，因为病人昏迷，姓名年龄一概不明。医生还没有走到跟前，身子就往后仰了一下；顺手从口袋里掏出口罩，把嘴捂得严严实实，开始了紧急救治的工作。
护士们忙碌起来，病人多护士少，身边没有帮手，就示意我帮个忙儿。她要给这个急救的人输液。我帮她端着消毒用的盘子。我走近病床，一股灸烤的热气烘过来，随着恶臭呛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一只手捂住鼻子，护士也连忙从白大褂里掏出了口罩戴上。病人像是建筑工地的民工，身上还有混凝土的渣子。
护士拿起他的手臂，左翻右找，又拍又按，用手指肚在血管处抹着找，还用指甲轻轻按上一个小印，抬头看着我，“他的血管太瘪了，不好找，可能是饿得脱了水。”折腾半天，好不容易才输上了液。随后，急诊医生和胸透科的医生把机器推来了，在急诊室床前给这个病人做X光检查。医生掀起被子一角，拿着听诊器的手伸进被子里，滑过来滑过去，专注辨诊。
我问，这人怎么了，什么病这么臭？医生说：“现在只知道是高烧昏迷了，呼吸有问题，挺严重的。”
“能救活吗？”
“不好说。”我心里一沉。
“没有亲属，怎么办？死了呢？交给谁啊？”
医生叹了口气说，每年大医院都会有无主的病人尸体。医生平淡的语调让我的心弦落在了最低的音符上。我随口问了一句：“就这么脏着死啊？”医生说，“不会，待会儿我忙完了，就给他擦擦。”
医生的话让我一震，虽然都知道是一个快死的病人，深深感到这个医院的医生人性还真不错，临终关怀的方式挺感动人，我应该用TV拍摄下来。单位离医院不远，我匆忙开车回单位取来小摄像机，开始拍摄。
我录制的时候，医生戴着胶皮手套，正在给那病人擦洗身子。床矮，她猫着腰，已经擦完了上半截身子，到腹部，从腿部到脚，尽力擦，中间还换了盆水。又用毛巾把病人的脸擦了一遍，顺手把他脏得擀毡的头发用毛巾往上拢了拢。擦完时，直起腰，医生累红了脸，微微出了汗。
我感动地说着赞美她的话，“除了你，别人不会管吧？”医生说：“别人也会的，今天还不算太忙，要是病人多，就顾不过来，只能简单地处理了。”我阴沉着心，收起摄像机，走出了医院时特别压抑，一个无主尸体，虽然即将在夜晚被包上送走，他也是幸运的，遇到这么好的医生，临终也给了他做人的尊严。以后即便家属不知道这件事，我也会替他们感恩的。
过了几天，我在医院门口盯岗，遇见了那个医生，我随口问了一句：“那个无主尸体家属找来了吗？”医生微笑说：“他没死，活过来了！”我惊诧的心弦又拨到了最高的那个音符！欢喜地问，“在急诊吗？我想看看他。”“转到高热隔离病区了。”我急慌慌想起了摄像机，要记录下这个命大的民工。
我进不去隔离病房。去找了医院的副院长陈步星博士，说明来意，他欣然带我来到了隔离病区。他询问了值班的刑少杰主任，找到了那个民工的病历，病历上名字和年龄一栏还是空着的。刑主任介绍着病情：“高热，昏迷、肺部大面积感染，现在恢复得不错。”还拿出几张X光片子给副院长看。按照主任医师告诉我的病房号，我三步两步就找到了那间病房，从玻璃窗往里张望着。
见一个瘦瘦的男人的坐在床边，怎么不像那天的人？我怀疑地抬头看看病房号，没错，就是这间屋子。我轻轻地敲敲门，他抬起头，用陌生的眼神看着我。我关上门，走过来看着他，是个年轻人。他微弱的声音问我；“你找谁啊？”我说：“你不认识我，我来看看你。”他更狐疑地看着我：“我不认识你呀。”
“我可认识你呢，你好些了吗？怎么不躺着啊？”
“好多了，我刚坐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我叫南夸太，17岁了”。
他只比我儿子大一岁，还是个孩子。只是这名字有些绕嘴，我说，“你给我写出来好吗？”
我从包里拿出了一张纸，一支笔，他趴在床头柜上，写着一溜齐齐的印刷体字，递给了我。我一个字也不认识！只觉着是藏文。
“你是藏民吗？”
“是的”。
“你知道自己怎么了吗？”
“不知道”。
“你到北京干什么来了？上学吗？”
“我在建筑工地打工”。
“你等一下，我让你看看这个。”
我把摄像机打开，放在桌子上，给他播放着，在急诊室里女医生给他在床上擦洗和拍X光片的录像。他问：“那个人是我吗？”我点着头，他吃惊地看了一会儿，确认了是自己；突然跪在地上朝着摄像机大哭起来，“谢谢恩人救了我！谢谢！”院长和医生听见了哭声，推门进来，我指着他们说：“他们救了你。”他转过身来哭着又跪下了，我扶起他的时候，他的手还在无力地发颤。
我问了院长病号饭的情况，担心藏民有什么忌口，希望医院方面能不能尊重一下藏民的饮食习惯，多给他吃一些牛羊肉，院长爽快地答应了：“没问题。”我去买了一些水果给他放在床头柜上，他笑着拿起来闻。在病房打扫卫生的阿姨也给他送来一双旅游鞋。那会儿的天还冷，我想起了他和我的儿子一样的年龄，相同的身高，回到家，我找出了儿子穿的一套秋衣秋裤和新的内裤。第二天带到了医院，给了南夸太。
我想拍一个小藏民被救的片子，就联系了北京电视台生活栏目报了选题。因为先前有过一些合作和信任，很快就批下来了。电视台小记者提着大的摄像机跟着我走进病房时，南夸太高兴地起身迎接。
我帮他穿上了我儿子的衣服，正合适。看着他不知道多少天没有洗过的头发还是擀毡的，就让他到了卫生间，我带来了洗发液，连挠带抓地将头发洗了两遍。给他梳头时，还用手指拨开头发，看到头皮洗出白皙才放心。他不好意思地笑着，小声谢着，我安慰他，我也是这样给我儿子洗的。
采访开始了，南夸太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讲述着他的遭遇。告诉我们，他家在青海高原上，到北京打工来了，在亚运村的一个建筑工地当小工。起初，工地的老板说的是8小时工作制，后来说赶进度根本不让工人们休息，工资也拖欠了几个月。他累得感冒了，发着高烧，从老家带来的800元钱也早就花光了。他找老板要工钱，想回家，老板根本不理。他身无分文，谁也不认识，借钱也没地方借，哪有买火车票的钱！他听说，丰台有拉货的火车站，就决定从亚运村走到丰台，扒着拉货的火车回家。
大草原的孩子，走路都不当个事儿，什么路远、路长他并不多想，找准了一条公路，顺着走，一路走一路问。一路上抬着头，没好气地看着梦中向往的大高楼，绕过一座又一座的立交桥；从新奇，直到看得头昏厌恶！一路上连渴带饿，腿拖不动就向前挪着走，绕过一座又一座的大高楼，穿过一座又一座的立交桥。他忍着饥渴，不顾高烧头昏，只想快点走到丰台，赶紧扒上能离开北京的火车。
从亚运村到丰台是一条穿越北京城的大对角线。走了不知道有多久，他说看见了丰台的路标，马上就到火车站了，他再也走不动了……群众怎么发他的，他是怎么上的救护车，医院是怎么抢救治疗，他一概不知道。
我问他：“你都病成这样了，为什么走在路上的时候不向人要点吃的喝的？”
他说：“我没想，只想赶快走，回家乡去。”
这个孩子有宗教信仰，他说他信奉菩萨和班禅大师，在他稚嫩的灵魂深处，对于经文的领悟和祖辈的教诲，早已经潜移默化在他的正念中，能对十恶五逆有自然的驱赶和排斥。他在漫长枯燥的行走中有多么饥饿难挨，既没有想到过求助，也没有想过跟路人要口饭吃，甚至偷点什么可以救命的食物，他说在路上他只想赶快回家。
说到工地干活的事，他说：“我恨包工头。菩萨和班禅让我们做好人、善人，包工头黑了心肝，他们是坏人。”突然，他哽咽着哭起来：“北京一点都不好，上学书本上说的那么美，不是的。除了大高楼、大公路，就是立交桥，什么也没有！”
我赶紧岔开话题，问他家里父母都好吗？还有什么亲人？他说，爸爸走了，剩下奶奶、妈妈和妹妹，都在老家种地。妹妹8岁，妈妈腿有残疾。每年还可以挖一些冬虫夏草挣钱。他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照片，是一个年长的老妇人微笑着，腿半跪在大草原上，微笑着仰望着远方。他告诉我:“这就是我奶奶，阿姨你看，我们草原都是鲜花和绿草，有鸟儿，多美啊！北京，我以后再也不来了！”
听着他的遭遇和愤恨，我们倍感压抑。记者和我商量，不能让他带着这样的情绪走。如果这样，将来对这个孩子的成长不利，甚至一生都会有阴影。要让他看看北京，至少要看见天安门。让他高兴点儿再离开北京，带走美好的回忆。
他的病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我每天给他送点吃的，记者也来医院看望他，给他买好吃的。也仗着年轻，住在医院的十几天，他很快恢复了元气。
这些天的接触，我和记者都认为南夸太可人疼，遇到这么大的劫难，考验了他的品德。不偷不抢，规规矩矩地受着熬煎也不走邪道儿，彰显着可贵的淳朴与善良。因此才促使他走出地狱后又清楚了直奔光明的路径，定位了他新的生命轨迹。我俩决心帮他解决回家的事儿。
记者掏钱给南夸太买了去西宁的火车票。我给了他一些钱。嘱咐他要把钱和车票收好，防止丢失。我叫他回去后买个便宜的手机，以后生活方便也好联系。我按照儿子外出春游时的标准，给南夸太准备了方便面、香肠、卤鸡蛋、大瓶可口可乐；北京的桃酥、沙琪玛，还有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和两把挖虫草用小铲子。天冷时，高原上气温低，我把儿子穿的一些衣服和一件旧军大衣也给了他，我儿子回家找不到衣服还嗔怪：“我的衣服都让妈妈给别的孩子穿了，我都没得换洗了。”
我忽然想起了他的奶奶，“你的奶奶抽烟，喝酒吗？”他点着头。我又去买了两瓶北京的二锅头酒，和一条北京牌香烟。嘱咐他：“要对奶奶说，是南夸太特意在北京买回来，孝敬奶奶的。”
编织行李包和纸箱子装满了，背包里也装上了水果，还有一把小水果刀。我恨不得把在路上和家里能用得着、使上的东西都给他带上，又怕他背不动。
我开车拉着他们，按照计划，临走前带他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看。一到天安门广场，南夸太就突然激动和兴奋起来，我指着挂在天安门城楼的大照片，问他：“那个人是谁？”他笑着冲着我大声说：“毛主席！”他把双手合在了胸前，微微地闭着眼睛，默默地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微风刮起了他的头发，以天安门为背景，摄影师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抓拍南夸太甜蜜的笑容。看着相机里那一组动人的画面，我第一次感受到，在天安门广场，原来可以用如此巧妙的角度，拍摄出这样别致背景的照片。我们还在一起照了合影。
我们掐的时间是紧凑的，趁记者给南夸太讲解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周边建筑时，我快步抱着相机往天安门附近冲洗照片的东北角地下室跑，我要让他当天就带着照片离开北京，将前一段的阴影替换成这些幸福的画面。我向冲洗照片的师傅说明了想赶火车加快洗照片的原因，并向他简单讲述了南夸太进京的故事，他不但立马就加急冲洗，还免去了全部的洗照片费用。为了省钱，我只让每个照片洗一张，全部给南夸太带走。
当我攥着一摞照片跑回来，送到还在观看天安门的南夸太手里时，他睁大了惊奇的眼睛，翻看着每一张洋溢着幸福笑靥的照片。站在广场上，他仰起头，看着毛主席像，嘴里念叨着藏文，神情分外庄严虔诚。
看完天安门，我请他们来到了前门的肯德基快餐店吃午饭，那时候北京的小孩儿们都喜欢吃肯德基，南夸太肯定没吃过。我故意少吃，省给他，让他多吃一些，我愿意溺爱孩子。
终于他撑得挺起了肚子，实在咽不下去了，纸盒子里剩下了半个汉堡，两个鸡翅。我看着手表，必须赶回西客站了。他提起包，转身要走。我拉住他问：“剩下的汉堡和鸡翅呢？”他说：“阿姨，我真的吃不下了！”“吃不完就扔掉了吗？你是农家的孩子，种粮食容易吗？你忘了前段的经历？最该知道饥饿的后果。如果有这么点吃的，你也许就不会倒在路边。”他低着头把剩下的汉堡和鸡翅装在包里。他很平和地听着我的数落，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那个乖乖听话的样子，像撒娇耍赖的小儿子。他把自己的手伸进我的手心里，我领着他一路走着。
我们从车里拖出大包小箱的，分担着提。我记得北京电视台摄像的大块头记者歪着脖子扛着沉重行李包走向站台的时候累得不行，我们就等着他换个肩膀歇一会儿再走。
列车已经等候在站台，我找到了女列车长，把南夸太和超重的行李都托付给她，她当即表态：“在火车上，他可以全程免费在餐车用餐。下了车，我还会安排一个同路的男列车员帮助他背行李，护送他回家，你们放心吧！”南夸太用自己的纯洁灵魂和教养，感动着大家，吸引着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关爱。
生命和爱同在，幸运和德行并存。
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松了一口气。看着坐在车厢里的南夸太，我说：“现在高兴了吧，很快就要回家看到亲人了。”南夸太沉静下来，并没有表现出我们期待的兴奋，反而含着泪水哽住了：“现在我怎么又舍不得离开你们了，离开北京让我难过，明年我会回来看你们的！”列车开动的时候，他朝我们不停地挥着手，忍了几忍，还是止不住咧着嘴哭了。
几天后，他用在县城里刚买的手机给我打电话，说安全到家了，我的心也落了地。我想象着，他如何兴奋地拿出北京的那摞照片给奶奶和家乡人讲述着北京的故事。
四年以后的一个夏天，我往办公室走的时候，身后有人连声叫阿姨，我回身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他手里举着一张照片和一条哈达。怎么是……南夸太？长大了，壮实了！我惊喜地呼唤着他的名字。“是我！阿姨，你好吗？”我把他拥在了怀里，他抱着我好久不撒手。哈达什么时候搭在我的脖子上的我也不知道。
他递给我两盒雪莲，还有他亲手挖出来的10条冬虫夏草。这是我第生平一次见到冬虫夏草，我知道这是很贵重的中药材，挖到也不容易，坚决不要，让他留给医院的医生们。他着急地说：“阿姨，我给他们都带着呢。”
他告诉我，第二年没有来到北京的原因，是奶奶去世了。这四年间不知他经历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困难和考验，但他一句也没有跟我提，他可是家里残疾妈妈和小妹妹唯一的支撑。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虽然辛苦，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在那没有交通的草原深处，孩子守着自己的承诺和信用，挣着靠天吃饭的车费，来趟北京是何等的辛苦和不易！这次回北京是来报恩的。他还带来了一个草原上的小伙伴。
我和他一起到了医院，看见医院领导和医生阿姨的时候，南夸太跪在急诊室大厅的地上，在恩人们的面前把手中的哈达高高地举过了头顶。我吃惊地看到，他下跪的地方，就是那年医生抢救他的临时病床的位置。
人世间在冥冥之中，竟然有这样说不清楚的巧合。
医生阿姨也笑红了脸，扶起这个从死神手里幸运逃脱的孩子，从自己的手腕上摘下了一个精美的玉手镯，放在了南夸太的手里。
南夸太这年已经21岁了，我为他准备了春夏秋冬的新衣服。我想，在他的老家，他到了该成家的年龄。他像一只鸟儿飞掠在草原时，姑娘们会注目倾心的。
我们分队的张建华教导员，从家里带来一大包高档名牌的女式衣服，给他妈妈和12岁的小妹妹。他高兴地说；“这么多衣服，我妈妈和妹妹好几年也穿不完。”我们找来一个大旅行包，教导员帮着我一起将路上吃的、喝的和用的，都给他们装进了包里。
医生阿姨给他和小伙伴买了两件当时很贵的羽绒服。我嘱咐他，那个镯子要保存好。医生阿姨这么多年在急诊室里不知道救活过多少人命，从她的手腕上摘下来的是吉祥的镯子，有治病救人的功德和灵性。回去后要给妈妈戴上，保佑她平安幸福。他乖乖地点着头。
北京电视台破例跟踪采访了这个四年以后从草原深处找回北京来报恩的小藏民，用我现场抓拍的摄像资料制作了一部专题片《南夸太北京游记》，和两期节目，在北京电视台一台播放，还在内部获了奖。
小藏民带着纯粹的爱和感恩来到北京，又带走了满满的温情暖意，回到了藏区家乡。
他有时给我打来电话，我先接起后说一两句话，为的是确保他们那里通讯信号良好，然后再拨打回去，让他接听，这样可以让他省些话费。他会告诉我一些生活近况，还让我代他问候医生阿姨。
有一年，我和分队的同事们一起去青海塔尔寺，他听说了，就和小伙伴一起提前三天住在塔尔寺等待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欢快地拥抱了我们，和小伙伴一起把一条条快要拖到地上的洁白哈达献给了我的十位同事。我在惊喜中偷偷地塞给了他一些钱，他不要，我强塞在他的衣兜里。
10年间，南夸太常会给我打电话，报平安，再说说家里的情况。有一天他告诉我，他结婚了。我恭喜着他，想给他买点东西邮寄过去，他说收不到，家乡住处还没有邮政。前年，他打来电话，说他有了一个儿子，现在满地跑着会叫爸爸妈妈了，都一岁多了！
他终于从一只小鸟，长出了厚厚的羽毛，坚硬了自己的翅膀，变成了草原上的雄鹰，载着他的家人，在恢廓的大草原上幸福翱翔。
愿普天均乐，四海同春
2010年入冬后的北京，寒风扫着地上的枯叶，一撮一卷地滚到树坑儿，路沿儿下面。民俗祭奠“十月一送寒衣”之前的日子，大街小巷每到夜晚便燃起堆堆纸火，祭奠先亡之人。农历“十月一”是入冬的第一天，生者给逝者去送寒衣，为的是防寒。有些地方民俗是把彩纸做成各种衣裤，上面别着一绺子棉花，象征“寒衣”。凡是送给亡灵的“寒衣”和纸钱，都必须焚烧，烧到化为灰烬，才能转化至阴间，亡灵尽收。
我从来都没觉得他们这样做好笑，倒觉得这么做是生者对逝者哀思的良心事儿。不过，我更倾向于用鲜花和美食等方式祭奠逝者。只要真心诚意，逝者都能领会。祭奠仪式结束，美食可以带回食用。毕竟，逝者都是至亲，不会嫌弃。旧社会，大户人家都是把祭奠的贡品留给看坟人享用，以示感谢。现在都是公共墓地，留给谁吃随愿，只要不浪费、不污染坏境就好。
前些年，没有清明小长假。那时的人们对祭奠亡灵烧纸送“寒衣”之类的气氛还没有现在这么浓重。有些人因为老家墓地远，回不去，想做，也是悄不作声，怕人看见耻笑，像做贼一样。夜深人静，溜到十字路口，抓紧烧完，尽快了事儿。也怕路边纸灰飞扬，随风飘散，污染环境讨人嫌。
民俗的习惯和需求，促成了市场供应。摊贩们每年都会提前一个月惦记这桩生意。这买卖钱好赚，一年虽只有两三次，但讨价还价的不多。所以，卖冥币纸钱的小商贩，越来越多。掺杂在本来已经不少的摊贩群里。摆摊设点，占道经营。堵路了，市民就烦了，举报多了，我们就大规模地组织联合执法清理整治。
联合执法由街乡、城管、公安、工商、卫生等多部门联动，这种方式壮大了执法队伍，强化了执法效果。我们浩浩荡荡出发，满载而归收队。执法大货车载着暂扣违法经营工具，三轮车、煎饼车、麻辣烫、小杂货，光冥币纸钱等祭奠用品就堆满了大半车箱。
回队分类处理时，我们找来大编织袋，紧紧实实地装。拎起大袋墩一下，装一捆，四个男人一人拽一只大袋角，抬起来都费劲。两个大袋子装满了，运送到大队指定的专用暂存地，他们只交了两个大口袋的冥纸，还剩一些散落在车斗里，就忽略了。
我们把这些物品送到指定的专用暂存地，回来的时候，那些遗留在车斗里的散落冥币和塑封包装的“寒衣”，引起了我的注意。为防止执法车开出去时，冥品随风从车厢中刮飞。我找来了小口袋，集中收拾起来。想扔在垃圾桶里，也怕又会流落到摊贩手里，算了吧，放在分队办公室窗户下。
晚班时，我们开着执法车，走过大街小巷。这些天的夜晚，总有人在路口烧冥钱送“寒衣”，火光照着男女老少一张张哀思的脸。虽然黑灰随风飘落，但我们从来也没有打扰过他们，无论对生者和逝者我们都绕开，给予尊重。
回到队里，我瞥见了那包冥纸寒衣，想要烧了它。我套上制服棉袄，戴上帽子，拿起小口袋走出大门。看看大路口，想起了我穿着制服，不行。
我提着小口袋进了锅炉房，昏黄的灯光下，一把铲煤的大铁锹静静地靠在墙边，黑乎乎的煤块像坟头一样寂静地堆放在边上。我站在炉前，伸手拉开了锅炉口的小铁门，里边的火不旺，看来锅炉工是闷着火离开的。就这么点炉火，竟然照得煤堆上上下下的煤块都反出了光亮，幽魂般全都睁开了眼睛，似乎这里变成已经期待了很久的祭台。我后背冒出了凉气，窜到四肢末梢，心气下沉发憋。
眼前的情景，对故去亲人的思念，轰然涌动起我的热血，首先想到的是把我带大的奶奶！我出生的时候，妈妈在北京市总工会干部学校学习，生下我就断奶把我递到了奶奶手里，她只顾自己当劳动模范去了。从小是奶奶把我抱在怀里，每天站在大杨树下，等待一个戴个破草帽，背着手牵着羊来给我挤奶的人。我是奶奶用羊奶喂大的。
小时候，遇见文革武斗的场面，奶奶握紧我的手躲开，遇见有人吵架，拉着我绕开走，我从来都没见过奶奶、妈妈与谁有过争吵。家里人都没想到，我的后半生却干了个整天吵吵嚷嚷、躲也躲不开，与人论是非的工作。
奶奶去世的时候，我抓住奶奶的手不放，被姐妹扯开，不许我的眼泪落在奶奶身上，我哭得昏天黑地，几乎随了她去……
灾荒年奶奶牵着我的手，把粮本和粮票送给挨饿的邻居，“他们家男孩子多，‘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奶奶会盛上粥端给扒着火车从山东出来逃荒的人，让他们就着咸菜喝饱了走……奶奶念叨着，“闹饥荒挨饿的滋味你不懂啊！”奶奶是邻居大妈们眼里干净、慈心贵气的老太太。
我揭下几张黄纸投进炉火中，这些钱里奶奶肯定还会省出来施与孤魂。奶奶是我心里的神仙。她养大了我，也滋养了我的灵魂，从清苦到温饱都没有动摇过她乐善好施的意愿。她尽力而为地帮助别人，我却没有奶奶把握的好。倾心助人的水，经常漫过了自己掌控不了的桥。火光中，奶奶慈爱的笑脸望着我。我流着成串的泪，也望着她。
我又抓出了一把纸，投入炉火中。城管兄弟姐妹逝去的先人：今天是阴历的“十月一”，也许他们都忙忘了，也许有人也不懂这个，你们别怨他们，我也替他们捎上一把，天冷了，收着吧！
老辈儿人说，烧纸的时候，风会卷着火焰把灰飞走，就是故人收去了，我是眼看着这些纸，从炉火中，纸灰顺烟筒簇拥着火星子，呼呼翻卷舔着烟道飘向上空……
还有城管烈士李志强，我的兄弟！虽然你就在我们的不远处，我不认识你，也没见过你，你的死却让城管的兄弟姐妹们无限伤感！城管流汗、流泪、流血的工作环境已经伴随了我们18年，有多少城管人在工作中受伤、致残，至少他们还活着，而你却丢掉了性命！你虽然被追认为烈士，但是，你这个烈士太让我们扎心！！！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时代，真不该出现你这样的烈士！你跟谁也没仇没怨，不就是因为这个得罪人的工作吗！？你怎么撇下了父母妻儿，说走就走了呢；咱们城管的兄弟姐妹没忘了你！永远也不会忘记你！“天冷了，兄弟！收着吧。”
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低下头看见熊熊的炉中火翻卷涌动着冲出烟筒！闪亮的金属胸牌号和城管标识在火光中跳跃，颤颤地抖动起来！
我抓出来一大把“寒衣”和冥纸：也许有商贩，因为身体不好客死在北京的，也许在我们执法中，有得罪过你们的事儿，感情上无心伤害过你们，我们都是无意的，千万别记恨，这些“钱”和“寒衣”都带着，吃饱穿暖，回家吧……
冥纸已经化为灰烬，随着那通红的炉火向上升腾，我的心逐渐沉静。我想，我们的国家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法制在逐步健全。我期盼这个美好的世界，把人与人相见的缘分当作友善相处。
愿我们的国家，国安民丰，时和岁稔；真风丕阐，道化于行；凶恶化贤，邪魔归正。普天均乐，四海同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