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又一大波搅拌着“乡愁”与“乡怨”的返乡文出现在各大媒体和社交网站。不过，相比于2015年《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和2016年《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火爆朋友圈的盛况，今年春节倒是安静了许多。

为何“返乡”书写能引起强烈的社会共鸣，又为何迅速进入瓶颈期？如何克服挽歌式的“怀乡情怀”，直面背后复杂难解的城乡困境？乡村除了再现的困难外，还遭遇了介入的难题，归结而言，乡村何为？

春节前夕，应“谷神变”艺术展之邀，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郭春林教授、华东师大中文系罗岗教授与回乡实验种田的独立电影导演毛晨雨三人，针对如何重新打开乡村这一话题聊了聊，对话由观察者网整理发布。】

1933年苏区红军发给福建宁化当地农民的“借谷券”（图片来自“谷神变”展览）

离开城市化谈乡村，就是耍流氓

罗岗：今天说到乡村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把城市跟乡村放在一起看。开玩笑地讲，如果你谈乡村，不谈城市化或城镇化，你就是耍流氓。耍流氓的意思是，建构了一种看上去很美好或者很悲催的乡村，实际上这种建构是不落地的。

为什么要把乡村问题和城镇化问题结合在一起？因为今天中国正在经历一件人类历史上从所未有的事，通俗地讲，就是9亿农民要逐渐变成城镇人口。从现代化的历史来看，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统一的，中国要达到现代化的目标，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农村人口。

但这条路能不能走通？中国有没有能力逐步城镇化？这是一个大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可谓史无前例。之前的现代化历史，城市化、工业化是同步进行的，羊吃人也好，圈地运动也好，农民被剥夺了土地，只剩下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到城里面打工，是同步进行的。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一样，中国依靠城乡二元结构完成工业化的过程，城镇化与工业化并不同步，即使有那么多农民工进城打工，他们也没有完全脱离乡村。这种城镇化与工业化不同步的状况，就是中国讨论城乡问题的现状。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经济上腾飞。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发现完全靠外向型经济不行了，所以中国经济有一个转向，就是“软着陆”。当时为什么提“重庆模式”？重庆作为直辖市，与上海有重要的区别，作为内陆型的城市，与以前经济的发展依靠的东南沿海地区不同。“重庆模式”实际上是在探索一个内陆城市怎样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的动力最主要来自农村和农民。产能过剩，谁来消耗？农村如果能够尽快地完成城镇化的过程，农民如果能够尽快地转换生活方式，自然就能够消耗过剩产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接下来的问题是，当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转换成城市人生活方式时，钱从哪里来？这就是涉及到中国土地政策的问题。为什么农村问题、土地问题和城镇化问题连在一起？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不同步，另一方面农村的土地是国有的。当工业化推动地价上涨，农村的地价并没有相应的上涨，也没有出现新的“圈地运动”。农村地价上涨最多是在城乡结合部，也就是说，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因为土地政策得益的，大多数是城郊农民，而广大农村的土地因为是国有，不可能拿来交易。这里说的土地交易不包括18亿耕地红线内的土地，是指农民的宅基地，农村的公共用地等等。今天人们都盯住农村的这部分土地，他们的目的是，这些土地如果在产权上归了农民，就可以拿来交易——或者按照官方的说法——拿来流转，当农民交易、流转土地时，由于土地的溢价，他能从中获利。这样，农民不就有钱了吗？有钱以后，农民成为潜在的消费者，农村成为巨大的市场，城镇化过程推动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型，大量城市生产出来的廉价产品就可以向农村倾销。

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持相对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经济可以保持一个比较持续稳定的增长，就是盯住了了农村的城镇化，特别是盯住了农村的土地。他们认为农村的城镇化可以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下一个推动力。但仅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城乡问题，远远不够。姑且不说，放开土地政策会带来许多难以预料的后果。跳脱经济的视野，重新看待城镇化，农村至少有两个大问题让我们需要重新思考。

首先，是文化的问题。这里文化不是指那些观念化的文化，而是和日常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是靠农村生活来保证的，四川人有四川人的生活，东北人有东北人的生活，客家人有客家人的生活……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来源于农村，他们的饮食、住宿以及风俗习惯都是由当地的土地、气候和物产决定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农村的宅基地都拿去交易，农民也都住进了楼房，过上了城市化的生活，那么如何才能保有与农村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呢？唯一的出路就是，各地的风俗文化被博物馆化、被奇观化，最终变成某种日益发达的旅游业的消费品。假如民风民俗都是通过工业化的方式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我们难以想象怎样才能保留住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大概20多年前我去乌镇，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旅游，只有一个茅盾纪念馆算是唯一的旅游项目，那里的居民很随和，你可以到他家里面去做客。现在的乌镇，根本不带你到东栅去了，直接进西栅，西栅完全是一个人造的江南水乡，美轮美奂，但都是人工制造。其实各个旅游点的游乐园，都是这样一种被规划出来的、适合于资本运作旅游产品。可能有人会觉得现在谈文化太远了，农民首先要赚钱。农民光靠种粮食包括种经济作物都很辛苦，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搞旅游，搞旅游好像没有什么污染，而且一搞旅游，确实能把相关产业带动起来。但这种“奇观化”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最终对中国文化多样性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似乎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思考。

同样，没有引起更多人思考的，还有政治上的问题，可以简单地称之为“大众民主”的问题。现在网络上对现实不满的声音，主要是各种各样的“中产”与“预备中产”发出的，这一群人在中国社会的显然不是绝大多数，但他们在文化上具有某种“领导权”，可以发声，而且发出的声音很能吸引人。所以中国社会的问题似乎经过了他们的过滤，农村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透过这一扭曲的镜像得以呈现，譬如每年都要热上一回的“过年返乡笔记”。但这类声音，其实与正在或将要进行大规模的城镇化而被被卷进这一过程中的9亿农民，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绝大多数是沉默无声的一群。但沉默无声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存在，这一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城镇化，如何才能使得他们也有发声的可能，要进行怎样的制度安排才能让民众参与进来？如果他们不能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参与到这一过程中，甚至不能像中产或“预备中产”那样在网络上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缺乏这样一个表达民意的渠道，很可能变成一个黑匣子，至于这个黑匣子里会酝酿怎样一种状况，大家也许都不知道。就像贺雪峰最近讨论的农村地权集体化的问题，并非所有的集体化都有好的结果，集体化以后农村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可以用集体化的形式让个人获取更大利益。以前碰到个体钉子户，地方政府有时候还可以应对，假如面对集体的力量，当村民形成了集体的力量与地方政府进行博弈，地方政府如何应对？这恐怕是一种难以预料的新情况。

今天讨论城乡问题，需要超越人道主义的思路。人道主义爱讲“农民真苦、农业真穷、农村真危险”，但这种讲法预设的是一种把农村视为他者的立场，要我们关心农民，农民太苦了，要我们回馈农村，农村太穷了，所以必须给他们一点好处，让他们生活好一点。现在有一些做乡村建设、乡村研究的人，还是这种的心态。说实话，这种心态也没有大错，但缺乏大局观。

必须看到城乡问题与整个中国问题的关系，中国未来走什么路，能不能走通这条路，是与这个问题联在一起的，单单从经济上着眼，似乎比较轻松的，但把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几方面综合考虑，就没那么简单了，在每一个点上都包含着中国的路怎么走，走不走得下去的大问题。我记得有人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有一、二亿农民工，假如有一半人，在城市没工作了，农村也回不去，就在马路上一坐，你看会是怎样的状况？

论坛现场

郭春林：2015年年底的一个数据，是2.77亿。如果简单地统计下，加上流动儿童四千万，留守儿童六千万，再加上打工者的父母，将近5亿人都是跟进城新工人有关的。正是这样一个无比庞大、举世无双的群体连接起了城市与乡村。

刚才讲的9亿人，都面临着城镇化问题，我们可以先把那个大的放一放，先说已经进城并且与城市直接相关的，已经占到总人口三分之一还多。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如果他们的问题解决不好，我觉得中国根本就没办法再往前走。当然可以从数字上看到所谓的发展，但那个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一个幻象，或者说是以城市为中心的资源过度集中的畸形的、不平衡的发展，而根本的问题并没解决好。

农村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就像当年毛主席说的那样，谁掌握了农民，谁就掌握了中国的未来；在今天，谁解决了中国农村的问题，谁也就掌握了中国的未来。问题是如何解决。

乡村问题最核心的部分，在我看来其实是农民，农民的问题解决了，农村、农业自然就不是问题。人是一个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

但糟糕的是，农民越来越变成一个符号，被当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常常被简单化地以自由市场经济的逻辑和处理方式来对待，比如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用脚投票”就是如此。至于农业，粮食主权的问题，其实已经非常严峻了。我们《热风学术》之前发过香港严海蓉团队做的一个粮食调查。调查显示，粮食生产方面有很多已经不是自留种子，而是买，而且买的常常是跨国公司的种子。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粮食生产的主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