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提及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问题，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而由此引发的有关“新型城镇化”议题探讨，也成为2013年度陆家嘴论坛的热点之一。与会的专家和学者指出，新型城镇化是重大的历史性考验，也将带来金融服务需求的巨大变化。

西南证券今年4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自建国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四个阶段，而自1996年开始的这轮城镇化是速度最快的新一轮城镇化，是我国人口变化的第四个阶段，而且目前仍然在继续。报告援引数据显示，2002年至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由39.09%上升到52.57%，是建国以来增长最快的十年。

西南证券按照1996年以来的城镇化速度推算，预计至2022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达到9.2亿，如果总人口控制不变，则2022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68%。

新型城镇化面临历史性考验 演进路径差异化明显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上月末出席陆家嘴金融论坛时指出，“新型城镇化”有别于过去的城镇化，实际上要以市民化为核心，因此若以能够享受附加在户籍上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城镇化水平实际测算仅34-38%区间内。贾康认为，未来还有逾4亿人口将从农村转入城镇居住，而转移进来的人能够市民化，新型城镇化才能成功。

面临这个重大的历史性考验，贾康从金融支持的角度提出了四项建议，包括以一元化的政府财力作为公共资源促进市民化城镇化、在一元化财政运营机制基础上处理好高绩效水平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今秋三种全会形成的顶层规划指导下继续允许地方、基层先行先试上下互动的全面改革、以及财政作为后盾以有效的方式和机制支持“公共与私人部门合伙人”（PPP, 即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也在论坛中指出，如果未来是新型城镇化，则可能未来的演进路径将跟原来有很大的差异，包括财税、土地、户籍等方面，而城镇化因此带来的金融服务需求服务变化也将是很大的。

巴曙松认为，新型城镇化融资服务将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农民工市民化身份转换成本、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建设、保障房建设以及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一些草根金融的发展，例如农民工转移出来的金融小城镇或从沿海回流的一部分农民工创业，而这些部分将会与过去十几二十年的城镇化有很大差异。

新型城镇化渴求融资模式创新 提升投资效率成重点

新型城镇化为经济发展和升级描绘新蓝图，但资金需求却成为现阶段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现实却又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在陆家嘴论坛上坦言，现有的融资模式不足以支持城镇化，主要是因为投资效率较低和为维持较低的投资效率而必须不断的提高杠杆，这也是目前现有的增长模式下面临的最大困难。

沈明高认为，地方政府目前可能占GDP30%的负债率、中小企业负债率达到120%，可说是世界最高水平，而他估计中西部地区负债更高。

从金融支持城镇化的角度来看，沈明高认为最重要的是怎样实现资金配置到杠杆比率较低、投资效率较高的部门。此外，他还认为地方政府应实现市场化的融资渠道，包括考虑向国内国际投资者发行城市化的中长期债券、以股权形式向国内的私营企业开放一些基础项目、以及土地货币化的创新包括发行土地收益债券、开办消费金融公司和鼓励开办纯民营银行。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则相对对地方政府的负债问题看法乐观，他指出，只要地方经济增长超过利率和负债成本，则债务就是可持续的。他也指出，虽然中国的高储蓄率为整个经济保障了资金供应，但怎样投资提高效率以令债务可持续，其中地方财政的管理可能是最重要的方面，所以讲融资，根本上还是公共财政管理的问题。

彭文生认为，城镇化融资有多种方式，从政府公共财政来说主要包括税收、负债及卖地收入，其中负债从宏观来讲较税收合理，因为基建投资就是让后代受益，而负债也是对后代征税。

至于土地交易，彭文生认为这种形式带来顺周期的影响，短期可能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中长期会带来很多问题，直至某一天房地产价格不能支撑导致泡沫破裂，就会带来强大的去杠杆金融风险。他表示，未来的土地制度改革和相关税收制度的改变，包括土地供应和一次性征税还是征收房产税，将是未来财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除地方政府融资问题外，巴曙松也指出，在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基础设施融资和需求主体会不同，因此要针对全国差异这么大的城镇化程度作一个金融规划，不可能存在一个万能的课题组。他建议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通过放松管制、放松金融机构的准入和产品的管制，包括银行证券、保险、资金的运用范围，让其去匹配这个需求。

城镇化依托实体产业和真实需求支撑 体制改革不可回避

金融配合扶持城镇化，不仅对金融行业的产品创新及业务转型提出更高要求，也暗示城镇化的最终支持内在动力还是应落实到实体经济层面。诺亚财富研究所年初曾发表专题研究报告指出，没有实体产业和真实需求支撑的城镇化只会引发进一步的投资泡沫，而后续发展应当由微观企业带动。

事实上，李克强也早在2011年11月于《人民日报》撰文明确指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在同期举行的陆家嘴论坛浦江夜话中谈及地方政府在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盲目投资、招商失败、就业难以及宏观经济的风险。潘英丽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只有解决就业问题，才能实现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她建议在干部考核体制中，应适当减少GDP考核，而应增加就业指标考核。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认为，在“GDP主义”的主导下，城镇化常被误读为城市投资、城市建设。城镇化，不能只谈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不谈城市体制改革问题。城镇化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红利，只能通过城市体制改革来实现。